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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之诚(1887-1960)是近现代著名学者,他以史学研究闻名于世,而他在文献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丰富而全面,亦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文献学家。本文通过对邓之诚生平及著述的全面考察,从他的藏书、题跋、版本学、目录学、文献整理与刊布、历史编纂学、史料学、文史考证等方面切入,综合探讨他的文献学思想、实践方法和治学成就。
邓之诚既深受中国传统学术浸染,又有新式教育背景,在治学过程中,强调史料文献的基础作用,讲求考证方法的运用。他虽沉潜于书斋,但胸怀于天下,忧思生民,心系国家兴亡。他一生为学立世,不从流,不屈辱,具有崇高气节。作为近现代享誉书林的藏书家,邓之诚的藏书思想和藏书特色别具一格,他强调“藏为学而用”的理念,突出藏书对治学的重要帮助作用,定位于成为学者型的藏书家和藏书家中的读书人。他通过蒐集大量清初“集部”典籍,形成了独有的藏书特色。他于所藏之书,皆撰有题识。这些题识内容凝结了他对作者传记、著述内容、学术思想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卓越见解,体现了他深厚的文献学和史学功力。邓之诚于所藏珍本秘笈并不秘不示人,而秉持有功于学术、嘉惠于士林的高尚情怀,充分揭示这些书籍的重要学术文献价值,致力于整理与刊布,如对《汪士铎日记》的整理与刊布,辑刻《旧闻零拾》,整理《佳梦轩丛著》,整理刊布《万历三大征考》《西园闻见录》《北游录》以及《永宪录》等书,内容多关涉重要历史事实,有补备正史记载不足之功。
邓之诚的文献学思想和成就还体现在他的专著之中。他的史学著作《中华两千年史》和《滇语》等书,充分展现了其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方面的成就,他亦提倡“经世致用”,强调历史研究要“考古而征今”的思想,重视正史史料和经典文献的基础作用,旁采各类文献材料,以求史事之真,载记之实。考证札记是邓之诚治学的重要方式,《骨董琐记》是以考证札记的方式而成的杂考之作。他博览群籍,随手札记,有时所记虽只言片语,然涉猎范围之广,知识见闻之博,对于考释古物,纪述史事,提供了不少有用资料和线索,足见其以小识大的治学特点。《清诗纪事初编》是体现邓之诚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扛鼎之作。他在继承和吸收清人考证方法的基础上,放宽研究视野,将诗歌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充分利用“诗能存史”的文献功用,通过历史考证贯穿于整个学术研究过程。同时,他又进一步运用和实践“以诗证史”的研究路径,开拓历史考证的新视野。
邓之诚既深受中国传统学术浸染,又有新式教育背景,在治学过程中,强调史料文献的基础作用,讲求考证方法的运用。他虽沉潜于书斋,但胸怀于天下,忧思生民,心系国家兴亡。他一生为学立世,不从流,不屈辱,具有崇高气节。作为近现代享誉书林的藏书家,邓之诚的藏书思想和藏书特色别具一格,他强调“藏为学而用”的理念,突出藏书对治学的重要帮助作用,定位于成为学者型的藏书家和藏书家中的读书人。他通过蒐集大量清初“集部”典籍,形成了独有的藏书特色。他于所藏之书,皆撰有题识。这些题识内容凝结了他对作者传记、著述内容、学术思想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卓越见解,体现了他深厚的文献学和史学功力。邓之诚于所藏珍本秘笈并不秘不示人,而秉持有功于学术、嘉惠于士林的高尚情怀,充分揭示这些书籍的重要学术文献价值,致力于整理与刊布,如对《汪士铎日记》的整理与刊布,辑刻《旧闻零拾》,整理《佳梦轩丛著》,整理刊布《万历三大征考》《西园闻见录》《北游录》以及《永宪录》等书,内容多关涉重要历史事实,有补备正史记载不足之功。
邓之诚的文献学思想和成就还体现在他的专著之中。他的史学著作《中华两千年史》和《滇语》等书,充分展现了其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方面的成就,他亦提倡“经世致用”,强调历史研究要“考古而征今”的思想,重视正史史料和经典文献的基础作用,旁采各类文献材料,以求史事之真,载记之实。考证札记是邓之诚治学的重要方式,《骨董琐记》是以考证札记的方式而成的杂考之作。他博览群籍,随手札记,有时所记虽只言片语,然涉猎范围之广,知识见闻之博,对于考释古物,纪述史事,提供了不少有用资料和线索,足见其以小识大的治学特点。《清诗纪事初编》是体现邓之诚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扛鼎之作。他在继承和吸收清人考证方法的基础上,放宽研究视野,将诗歌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充分利用“诗能存史”的文献功用,通过历史考证贯穿于整个学术研究过程。同时,他又进一步运用和实践“以诗证史”的研究路径,开拓历史考证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