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镇与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减少,务农劳动力老龄化与弱质化趋势加强,农业生产人工成本上升,使“如何种地”成为困扰农业生产的突出问题,给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挑战。同时,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滞后,土地规模经营发展低于预期,小规模与细碎化经营格局仍未发生根本变化,使发展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对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与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凸显,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发展,不仅有助于促进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与装备的应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缓解农业经营主体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还可拓宽农业服务供给主体家庭收入渠道,提高自有农机的使用率。因此,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2013年开始,农地确权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全面推进。本研究基于入户调查数据的描述分析发现:一是农户家庭承包地经过确权后,其将水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的比例反而显著降低;二是在人力成本不断攀升促使机械逐渐替代人工的趋势下,仍有部分农户在水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中选择雇请人工的作业方式;三是已拥有农机的农户参与农机服务供给虽然有助于增加家庭收入,但其参与农机服务供给的比例并不高。对于这些问题,既有相关研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从现有文献中也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基于此,本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课题组2016年对粤赣两省1998户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围绕农地确权对水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农地确权背景下水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方式选择、农地确权对农机户参与农机服务供给的影响等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地确权通过农机投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在水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外包行为。农地确权对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并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激励转入方投资农机,进而替代或降低其对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需求。转入方投资农业机械的关键在于所转入的地块经营权预期是否稳定,经营权预期越稳定,其投资农机的概率越大,否则将因为农机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与沉没成本而放弃投资农机,转而引入农业社会化服务。转入地块经确权后,转入方经营权预期更稳定,其对农机投资的激励更强。与已有研究忽略不同生产环节特性差异不同的是,本研究结合不同生产环节特性差异,对经营规模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关系给出了更合理的解释。从农机投资来看,经营规模对整地机械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收割机械投资具有显著的“U型”影响。从环节外包来看,经营规模对整地环节外包行为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对收割环节外包行为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经营规模较大且越过一定零界点时,稻农将整地环节外包的可能性上升,而将收割环节外包的可能性下降,显示经营规模较大的稻农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存在农机投资与生产环节外包替代与互补效应并存。此外,家庭收入显著正向影响整地与收割环节外包行为,家庭务农人数与收割机服务价格显著负向影响收割环节外包行为,雇工成本对整地环节外包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土地细碎化程度对整地与收割环节外包行为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经营规模与地形条件对水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方式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水田面积越大、所处地形为山地与丘陵,稻农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中选择雇请人工的可能性越大,且水田面积与地形的对水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的交互影响显著为正。在农机服务供给方还未开始提供农机服务之前,部分经营规模较大,且较早开始农业生产的稻农将通过雇请人工的方式来推进家庭农业生产进程;尤其是在收割环节,水稻成熟后收割时机越早,越可能规避自然风险造成的损失,因而经营规模较大的稻农对收割环节的雇工服务需求比整地环节更迫切。相对于平原地形,山地与丘陵地区农业机械使用受到限制,导致农机使用成本增加,使稻农选择雇佣人工的概率提高。研究将农地确权变量纳入模型后发现,农地确权对收割环节外包方式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农地确权降低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需双方关于地块的信息不对称性程度,提高了人工作业成果测量的准确性,有利于抑制人工服务供给主体偷懒倾向,缓解雇工监督难题,促使稻农在收割环节选择雇请人工的可能性提高。水田细碎化对稻农在整地与收割环节选择雇请人工模式有显著正向影响,雇收割机械费用对收割环节外包方式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割机械服务使用费用越高,稻农选择雇请人工的可能性越大。第三、农地确权对农机户参与农机服务供给有正向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结果稳健。究其原因,在农村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机服务供需双方是重复博弈关系,抑制农机服务需求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双方关于地块信息的不对称性较低,因而对农机户参与农机服务供给未产生显著影响。从经营规模视角来看,水田面积对农机户参与整地与收割环节机械服务供给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在经营规模不匹配农机作业能力的条件下,经营规模增加,农机户参与农机服务供给的可能性提高。而当经营规模越过临界点后,规模越大,农机主要用于满足家庭农业生产,为其他农户提供农机服务的时间下降,导致农机户参与农机服务供给的概率降低。此外,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与机械服务价格对农机户参与收割环节外包服务供给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务农劳动力兼业比例对农机户参与整地与收割环节农机服务供给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机户参与整地与收割环节农机服务供给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对于村庄所处地形为山地的农户,平原地区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农机服务供给。由此,基于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视角,应运用好农地确权成果,强化农地转入方经营权稳定性预期,激励其对农机进行投资;支持农机户积极参与农机服务供给,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可获得性;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有序竞争,防止农业社会化服务价格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可获得性较低的地区不合理上涨;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缓解农地细碎化问题,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