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一种从迷信神裁走向日益合理和公平程序的运动。它既可以阐明人类走向公正和理性的进程,以及参与者或具体程序是如何帮助或阻碍核心价值观在个案中的实现,同时也不会改变我们对刑事诉讼价值观本身的理解。如果要以合法和适当的方式使用和控制国家强大法律武器之一的刑事司法,规范化的制度设计和理论化的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国于2018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将缺席审判作为特别程序正式确立在法典中。这项制度不仅立足于腐败案件追逃追赃,而且兼顾对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等犯罪的打击。同时规定了因被告人身体原因,或者由于错误起诉或已定罪案件被告人死亡的,同样可以采用缺席审判的审理方式。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共同作为治理腐败犯罪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司法机关获得充分的程序性工具作为犯罪打击手段,有助于预防案件久拖不决,也有助于还错案中被告人以清白。缺席审判制度在形式上表现出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在特定类型的案件中有助于实现社会层面的正义。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例如当被告缺席刑事诉讼程序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否会影响发现客观事实的过程。我国刑事司法系统及其法律框架应如何处理各方权利(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刑事诉讼法如何在缺席审判的情境下最大限度地保证平等和公平地适用于所有参与者?本文通过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内部形变以及域外国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研究,尝试提出一个关于刑事诉讼内部结构形变的框架,缺席审判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过程中更好地保障被告人参与权,保持不同刑事诉讼目的的平衡与实现,从而为不断完善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提供规范化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