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发展历经了戊戌前后、流亡日本、民国前期和欧游归来等四个重要时期。戊戌前期的儒家德性教育,特别是万木草堂的“大海潮音”给予梁启超思想以重大启蒙,对孔孟的推崇,对以儒学为“主人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信仰自此在梁启超的心田里生了根并不断发荣滋长,伴随着梁启超文化思想运思的整个过程。流亡日本期间,面对着母国政治变革的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的双重刺激,梁启超开始在精神文化层面反思并探索改造国民和国家的道路。《自由书》通过“豪杰”人格的叙述表现了梁启超文化思想所具有的浓厚的宗教性道德伦理色彩。在《新民说》里,梁启超大张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进行激烈的批判,但在形上层面上保留了儒家道德的普遍性的价值,同时采补西方的现代价值,创造一种“新民”,以代替传统中国的乡民、族民和部民。《新民说》之魂是塑造具有现代性的国民理想人格,但《新民说》理论里隐含着梁启超文化思想的三大矛盾。新民理论体现了梁启超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强烈蕲向。这种强烈蕲向在民国建立后的梁启超的文化思想里得到了调整。梁启超提出了“国性”思想。梁启超的“国性”思想从理论内核及功能、思维特色、提出依据和承担阶级等方面展开,着重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中华民族的国性来源于以儒家为主的文化传统和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根本性的身份认同,是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存在和发展强大的根本依托。这种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信在欧游归来的梁启超的思想里达到了高峰。梁一方面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的分析架构里突出中国精神的超越性的普世价值,一方面在“科学——科学主义”的分析架构里反对科学主义对中国精神的侵凌,梁启超用调和主义的手段把中国精神和西方以科学为代表的现代价值化合起来,形成了另一种独具特色的新文化的图景。梁启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创造性的阐释和坚守,对在物质主义冲击下理想人格的构建,关于学术独立与民族独立的相关性的思考,以及在西潮冲击下保留文化国民资格的期待,对于今天的文化思想研究和文化建设应该说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本文着力处主要有：一,通过梳理,发现梁启超的文化思想百虑而归于一这个“一”就是对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理性的认知和信仰；第二,从四个阶段系统地阐释了梁启超的孔子价值观,并总结梁启超对孔子价值的边界划分的规律以及捍卫孔子价值的策略；第三,详细地阐释了梁启超的德性人生观以及实现这种人生观的教育思想；第四,从梁启超的文本里爬梳出几个为学界所忽视的重要的文化观念,如“国性”、“文化国民”和“人格”,并运用社会学和思想史的方法对之进行诠释。如果说本文有一些创获,那便体现在这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