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是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根据侵害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和损害后果等因素，为惩罚侵害人的行为，遏制将来类似行为的出现而判决侵害人支付给受害人的补偿性赔偿金之外的金钱赔偿。惩罚性赔偿具有强烈的惩罚性和威慑性、隐含的补偿性和激励性、实现方式上的自诉性、执法力量上的补充性等特点。在我国，惩罚性赔偿属民事责任。惩罚性赔偿金责任优先于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承担。《侵权责任法》对惩罚性赔偿采取了谨慎接受、有限承认的态度，仅在产品责任中规定了适用范围较窄、适用条件较严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新修订的《消保法》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基本保持一致，并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消费者保护领域进一步具体化。虽然我国已承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并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目前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着一定缺陷，由此也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合同领域的惩罚性赔偿仅限于《消保法》和《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中规定的特定情形。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主要限于产品责任范畴，适用范围过窄。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过于严苛，将“造成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侵权后果作为惩罚性赔偿的条件之一，要求过高，同时也使“足以造成健康严重损害”的行为人逃脱了惩罚性赔偿责任。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均已“明知”为条件，但立法中缺少“明知”的认定标准，实务中对“明知”的理解不全面。同时，现有规定也使得重大过失的侵权人规避了惩罚性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中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过于模糊，缺少明确的计算方式和参考因素，易造成司法不统一。新修订的《消保法》虽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式，但依然存在表述不清的问题。惩罚性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责任主体的确定与责任承担方式、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部协调等，也需要明确和完善。为科学合理地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有必要重新构建该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构涉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赔偿数额的确定与归属、数个义务主体之间责任的承担方式等各方面。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的重构涉及两个层次。首先，在产品责任领域，应扩大产品的范畴，将不动产纳入其中。明知建造的不动产存在缺陷仍销售、交付使用，造成他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不动产的建造者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其次，突破仅在产品责任和个别合同领域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限制，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在合同领域，惩罚性赔偿应扩大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故意违约案件。在侵权领域，惩罚性赔偿应广泛适用于大规模侵权案件。但如果涉及到企业破产，惩罚性赔偿属普通债权，在破产程序中无需赋以优先地位。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和赔偿数额的重构涉及违约和侵权两个领域。违约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应限制于获得利益型的故意违约案件，违约案件的惩罚性赔偿数额由法官酌定。在侵权领域，应明确“明知”包括“确定明知”和“推定明知”，并将重大过失侵权纳入惩罚性赔偿范畴，同时增加对“足以造成健康严重损害”的行为人实施惩罚性赔偿。明确工伤受害人为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主体，增加公益诉讼主体为惩罚性赔偿权利主体。明确零部件、原材料提供者可以成为惩罚性赔偿责任主体。如果数个行为人均符合惩罚性赔偿责任条件，受害人不宜分别向相关行为人主张惩罚性赔偿。此时，惩罚性赔偿数额可适当提高，各相关行为人之间对惩罚性赔偿负连带责任，以连带责任来达到惩罚遏制目的。侵权领域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以补偿性赔偿金作为基础，以不超过补偿性赔偿金的二倍为宜。补偿性赔偿金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和人身损害赔偿金，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属于补偿性赔偿的组成部分。对足以造成健康严重损害的行为酌定惩罚性赔偿金，明确规定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参考因素，并作为酌定依据。同时规定惩罚性赔偿的最低数额，保障惩罚遏制功能的实现。惩罚性赔偿金原则上归被侵权人，在公益诉讼的情况下归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