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人类为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对其生存所依赖的自然界不断地进行探索,各个领域的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和精进,生物领域的科学技术当然地包括在其内。有关遗传资源获取、惠益分享问题便在这样的大趋势中应运而生。生物技术的发展为相关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公司的设立可以更好地参与各种商事活动,所以生物技术发达的国家大多设立了生物技术公司。发达国家主张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依靠经济技术实力雄厚的大型生物公司,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继而进行研究开发,将所获资源中的遗传信息进行提取和经济效益转化,最后将转化后所获得的产品推向市场,借助于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垄断由遗传资源产生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断将目光投向自然资源丰富,但缺乏遗传资源自主开发能力和遗传资源保护的发展中国家,这些遗传资源提供者只能少量的甚至丝毫没有获得相关利益的分配,反而陷入了需要花费高昂的价格来购买类似产品的窘境。这种十分明显带有强盗性质的行径引发了利益受损的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一直在国际社会中发出要求公平合理地分享遗传资源所带来的患益的呼声。遗传资源开发利用全过程中相关参与者的权利保护和利益分配问题长久以来也一直是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这样的矛盾体中矛盾双方力量的不断变化,也成为了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国际公约不断平衡完善的原动力。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将“获取与患益分享”作为其目标之一在国际社会中进行了明确,此后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了以CBD(1992)、《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ITPGRFA,2001)、《获取遗传资源和公平公正地分享通过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波恩准则》(2002,简称波恩准则)、《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平公正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2010,简称名古屋议定书)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制体系,为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搭建了规制框架,为各缔约国和其他国际社会主权国家进行国家内立法做出了要求和导向。在这个规制体系中,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可持续发展等原则主张以及获取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共同商定条件和惠益分享等制度要求逐步在各主权国家之间达成共识、在各国际公约中得到体现。印度、菲律宾、哥斯达黎加等遗传资源丰富的典型国家也在现行国内立法中对上述原则和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通过多个部门立法对遗传资源进行了规定,并在《畜牧法》、《种子法》等法律法规中对惠益分享进行了体现:提出了“提交国家方案”的规定。总体来看,我国遗传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形成,但仍面临着缺乏统一协调的主管部门、患益分享形式不够完善等问题。知识产权对遗传资源的保护有着积极促进的作用,同时也存在着过于强势、保护过度等不利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消极阻碍作用。在遗传资源获取和患益分享的规则构建和实际操作中,各发展中国家要对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必要的限制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目前在对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限制上主要有禁止将生命形式纳入可专利客体,以及基于遗传资源的技术成果、转化后的商品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要以按要求披露遗传资源来源信息等为前必要条件,这一方面往往以强制性规定的形式作出要求。相关国际规则、典型国家内部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以及现实中生动的案例都为我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法律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解答和制度设计参考。我国可以基于前述国家主权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等对主权范围内一切包含有遗传信息的生物资源的获取和患益分享,以专门的法规来进行规制。获取程序上应当要求遵循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实体上应当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公平合理的患益分享。此外,还应当确定相关限制条款来保证遗传资源得到保护和公平合理应用,例如对知识产权要进行限制、对侵权或违反约定行为要进行民事或刑事上的归责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