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变法，将北宋的党争推向了新的高峰，士大夫因政见不同而渐次判分为新旧两党。学界对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已经很充分，但多是围绕党争事件去展开论述，具体到文人的角度，也是侧重旧党文人的研究。因为历史评价和文献局限的缘故，新党文人的文学成就长期被忽略，直至当下，在文学史中，除了新党魁首王安石，罕有其他新党文人被论及。实际上，北宋中后期文学的繁荣发展，也有新党文人的积极参与，当时朝野对他们文学创作的评价也不低。从政治角度划分出来的新党文人，除了官僚、学者的主体性质外，还有文学家这一身份，他们因为政治立场被否定而导致文学声名湮没。根据现存的文献尽量还原新党文人的真实面目，如实评价他们的文学成就，填补文学史中北宋中后期这片空白，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新党文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支持参与熙丰变法、在熙丰变法引发的党争中坚持政治立场，是划定新党文人的主要标准。鉴于文献复杂和局限，本文择取在熙丰变法中有突出表现，又有较多文学作品流传下来的上层文官为主要研究对象。　　作为一个锐意改革的群体，新党文人在学术、政见上与旧党文人存在许多差异。选取几个角度对新党文人群体进行观照，能把握他们在精神和行为上有别于旧党的特征，探讨他们文学被忽视的原因。首先，新党多南人，他们与多是北人的旧党的矛盾，早有南北文化对立的渊源，熙丰变法，处于南北学术思想各自独立成熟的节点上，新旧党的对立表现在南方政治实用主义与北方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的对立、南北方人才的竞争上;其次，从阶层看，相对旧党，新党文人出身官僚家族的比例较小，他们代表了新进的阶层，强调公平、反对特权，在联姻、用人等重大的家族事务上，较少考虑家族利益;再次，宋室南渡后，由于统治者、旧党后人和理学家的合力打击，新党文人的思想、行为长期处于被贬抑、扭曲的状态，这种论调形成的过程及原因，值得检讨。　　新党文人大多通过科举入仕，不乏状元、举进士甲科的人才，他们与旧党文人一样，以文学、经术为毕生事业，有丰富的著述。首先，从当时文坛的一些评论看，新党文人也多翰苑之才，史书中记载了他们出色的文学才能及事迹，除了文学史提到的王安石，像李清臣、王珪、章惇、蒋之奇等可与旧党优秀的文学家并列而无愧色的新党文人不在少数，只是后世不道;其次，诗文集是展开文学研究的基础，由于因人废言思维定势的影响，新党文人的文学著作散佚严重，通过对新党文人文集、诗集版本收录、流传情况的梳理，可以确定为数不多的几个有集子留存的文人是研究的重要对象;第三，新旧党人不因政见影响的私下交往唱和，比比皆是，而新党文人之间的唱和，除了与王安石的唱和，大多难以见到事迹记载或诗篇留存，数人的唱和，更是罕见，“送程师孟知越州”和“题《江干初雪图》”是有较多新党文人参加的唱和事件，呈现了唱和文人相近的心迹与志趣。　　新党文人的个案研究中，本文并未预设框架，统一角度，而是随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展开论述，但是，侧重关注以下问题:王安石作为新党的领袖，是研究每个文人的师友交游或诗文创作绕不开的相关人物;文人们的政治理想、仕途心态、参政行为，也是与他们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主题;而在欧阳修等引领平易畅达的文风、梅尧臣等开创平淡自然的诗风、文人词的成熟之后，新党文人与旧党文人一样，在当时的文坛上也具有自身特色。彭汝砺、陆佃、张商英、沈括等人的诗文保存下来较多，在他们的创作中，这些相关的问题都有着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解答，揭示了新党文人文学的风貌，也证明了新党文人的文学成就值得文学史加以重视。突出文人与文学的关系，探讨文人个性、命运、交游等与文学创作的“新党”特征，是题中应有之意，王安石对彭汝砺、陆佃学术的影响、对曾肇、陆佃诗风的启发，与张商英、章惇参政精神的相近，展现了新党文人群体在精神、文艺上微妙联系。彭汝砺诤臣风范与隐逸情结的互补、陆佃逐臣恋阙的心迹与朦胧诗风的结合、张商英参政的热情与纵横文笔的呼应，沈括长期沉沦下僚的经历与审慎的词章的呼应、章惇政治家的魄力与大胆的戏谑批评、蒲宗孟豪奢的待遇与任性随意的文风、蒋之奇的事功精神与考据词章、曾肇作为持重的词臣与深沉的文思，彰显了新党文人在政治品格与诗文风格的密切联系。在北宋中后期的文坛上，新党文人的创作与旧党文人一样，既有差异与类似、也有独创与因循，彭汝砺重复古诗的主题，沈括追求余味不绝的晚唐风韵，张商英、蒋之奇作俗白的韵语，王氏弟子陆佃写朦胧诗，曾肇精于用事对仗，各从“王荆公体”中得其师法;沈括熔铸古奥的辞章，蒋之奇游历山水作考据文字，彭汝砺、曾肇延续平实的文风，张商英、章惇、蒲宗孟三人则行文纵横。这些文人，与长于策论的李清臣、善于制词的王珪等数辈，独步文坛，展示了新党文人群体多样复杂的生态、个体独特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