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郡国分制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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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大行分封,由此在汉王朝的统治疆域内形成了东半部王国与西半部汉郡并立的局面。在两汉四百余年的历史中,王国的兴盛期虽仅有汉初的几十年,之后实力不断衰退、疆域一再缩减,但郡国并行之制,西部汉郡与东部王国分制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由于汉代“郡国分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成了史学界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本文将从汉代的考古学资料出发,结合文献史学研究成果,从文化的视角观察汉代的郡国分制。本文选择以关东地区为研究区域。全文共分四大部分。   一、绪论回顾“汉代王国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本文的研究目的及相关理论进行说明。在此基础上,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及时空范畴。   二、上篇建立关东东部地区汉墓的分类、分区、分期框架并进行文化因素分析,讨论王国地区的社会阶层变迁和区域文化特征形成的相关问题。该篇共分五章:   第一章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所表现的层次差异将关东东部地区汉墓分为四类,分别属于四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类型所表现的墓葬面貌差异,将关东东部地区汉墓分为三区,即冀中南区、鲁北区、鲁南苏北皖北豫东区。   第二章建立冀中南区汉墓的分期,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讨论文化因素构成的演变,进而探讨该区社会各阶层的发展轨迹。此外,就各类墓葬文化因素构成中外来文化因素所表现出的特点,提出冀中南地区在两汉时期与关东西部的晋中南豫北地区联系密切。   第三章建立鲁北区汉墓的分期,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讨论文化因素构成的演变,进而探讨该区社会各阶层的发展轨迹。此外,就该区墓葬分布、墓葬面貌所表现出的特点,指出鲁北地区西汉时期盛行薄葬;就胶东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提出汉代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及长江下游沿海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海路交流。   第四章建立鲁南苏北皖北豫东区汉墓的分期,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讨论文化因素构成的演变,并结合墓葬规模的变迁,梳理出该区各社会阶层的文化发展及实力消长。并进一步指出该区与战国楚地及长江下游地区的联系由来已久,并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较强的心理认同。同时,还就汉墓文化面貌地域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   第五章综合前述研究指出,在王国地区,诸侯王阶层的文化发展、实力消长都紧随中央王国政策的变迁;而平民阶层,政治因素对他们的影响远不及文化的自然演进;地位处于诸侯王与平民之间的两个阶层,他们对于政治变革的反应也介乎其中。此外,在总结关东东部各墓葬区区域文化特征,结合汉代王国疆域的划分情况的基础上,指出西汉初年分封王国、划定疆域之时加入了对地域文化差异的考量,到西汉中期,随着政权的巩固,中央集权的加强,地域文化差异对王国疆域划分所产生的影响逐渐消失。   三、下篇建立关东西部地区汉墓的分类、分区、分期框架并进行文化因素分析,讨论汉郡地区的社会阶层变迁和区域文化特征形成的相关问题。该篇共分四章:   第一章确立关东西部地区汉墓的时间框架。此外,根据各种墓葬构成要素所表现的层次差异,参考关东东部汉墓分类的标准,将关东西部地区汉墓分为三类,分别对应关东东部地区的乙、丙、丁三类墓葬所属的社会阶层;根据墓葬面貌的差异,将关东西部地区汉墓分为两区,即晋中南豫北区与豫西南区。   第二章分析晋中南豫北区汉墓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因素的属性,并梳理出该区社会各阶层的文化发展与实力消长。此外,就其文化因素构成中本地文化因素、关中地区文化因素突出的特点,指出这与晋中南豫北地区深厚的传统积淀、与关中地区由来已久的联系以及政治、交通等紧密相关;就三河地区墓葬面貌差异,指出晋中南豫北区存在区内地域差异,并进一步认为这与区内各地社会风俗的差异有关。   第三章分析豫西南区汉墓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因素属性,并梳理出该区社会各阶层的发展轨迹。此外,就该区汉墓文化因素构成的特点,指出豫西南与晋中南豫北地区联系紧密,与关中地区的联系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影响力,而与鄂北、长江下游地区的交往则是民间的贸易或人口流动。   第四章综合前述研究指出,在汉郡地区,社会地位越高的阶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越大,但整体而言,政治因素并未对汉郡地区社会各阶层的文化发展产生强烈冲击。此外,在总结关东西部地区各墓葬区区域文化特征,结合汉郡建置的基础上,指出关东西部汉郡地区地域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郡级政区的设置,但二者并非完全吻合。   四、结语综合对比关东东、西部两地区各阶层文化特征及发展脉络,指出汉代的郡国分制对王国地区和汉郡地区各阶层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但整体而言,社会地位越高的阶层对政治变迁的反应就越敏感;综合比较关东东、西两地区区域文化的特征,指出汉初的郡国分制解决了地域文化差异显著的问题,加快了地区发展,为中央集权的真正实现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到西汉中期之后,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文化因素对政区设置的影响逐渐减弱,政治主导原则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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