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会通儒道,调解名教与自然的冲突,是魏晋玄学的中心问题。在人的问题上,道家强调自然原则,儒家则强调人道原则。名教本包含着合理的人伦秩序这一向度,但若片面地强调名教的外在规范性,而忽略甚至阉割其仁爱的核心,则名教的外在化和虚伪化便不可避免。魏晋时期,异化的名教不但伤害到人的自然本性,也冲击了儒家的人文价值体系。在此背景下,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但嵇康反对的只是异化的名教,对名教背后的人文价值即真诚的伦理道德却十分执着,其思想实质仍是要以结合道家的自然原则与儒家的人道原则的方式克服名教的异化现象,使名教成为合乎自然的名教。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虽以讨论音乐问题为其形式,但实质上是欲以援道入儒的方式重新阐释儒家乐教的实质,体现了嵇康在音乐领域结合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努力。首先,嵇康以“自然之理”解清了音乐的本质,赋予音乐以“自然之和”的本体,从而破除了由“声有哀乐论”产生的音乐神化和音乐迷信,使得乐教的功能摆脱了神秘的色彩。其次,嵇康对心声关系进行了重建,打破了传统乐论中声音、情感(道德)、政治(风俗)之间的僵化联系,从而使音乐与人在乐教中的地位都获得了重估,既体现了“艺术的自觉”,也体现了“人的觉醒”。最后,嵇康主张以自愿原则结合道家的自然无为原则来纠正礼乐之偏,从而使礼乐成为符合自然的“可导之乐”。这一乐教思想,充分体现了他“以名教合自然”的理想。《声无哀乐论》虽然是一篇讨论音乐问题的专著,但它不仅涉及到人的存在问题,而且将魏晋时期“有无”、“言意”等重要辩题都融入讨论之中。可以说,《声无哀乐论》是玄学重要论题在以音乐为中心的讨论中的展开,在魏晋玄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