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诞生与理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为人生存提供了不同的样式，而科学就是理性提供给人对世界进行认知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科学诞生以前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通过神话、哲学和宗教等等，这种种文化形式都是理性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提供给人类的感知世界的方式，而科学作为对世界的精确性认识更是理性的高级成果。因此，正确了解理性的发展与科学的诞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科学的诞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机遇，科学萌芽于古代希腊的关于事物本体的理性追求，而其诞生却在千年之后的十七世纪，中间跨过了广阔的时间长河而且理性几经辗转才来到了它的近代形式即科学。因此，对理性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在与不同的文化形态相融合的过程中是如何催生出科学的这样一种研究是完全必要的，而还原思想史的真实情况也是本着对历史与思想负责的态度，对正确认识哲学与神学以及科学三者的相互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体分为五章，除第一章绪论外，第二章详细论证了理性在古希腊的起源以及在对本体的论证过程中所表现的形式和对后世的可能影响，在古代希腊的早期哲学中理性思维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在此期间科学与哲学是统一在一起的，科学以哲学的方式存在，而随着对事物本体追问的深入科学的形态逐步淡化因而理性的表现方式主要以哲学的方式继续发展，到了古典时代哲学的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理性直接以对本体的直接追求为手段而抛弃了当初的借助自然现象而从事本体追求的方式，这样古代科学的表现形式衰落而本体论的哲学是理性精神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唯一方式。第三章是希腊化时期的理性发展形式。到了希腊化时期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更替，理性的发展形式由对本体的追求转移到了对伦理的追求，人已经不再对博大精深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充满兴趣转而祈求在动荡的社会中能够提供给人以安慰的心灵哲学，因此，应时代要求新的哲学形态诞生了它们主要以怀疑论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为主要形式，希腊化哲学有一个相似的特征就是理性的伦理转向也可以说是哲学的求真功能向求善功能的转移，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移。第四章是中世纪理性的发展形式，到了中世纪时期，由于罗马帝国的衰败和蛮族的入侵欧洲几乎没有了文化的传承者了，只有教士才能够阅读和写作，因此，对古代的文化的传承是通过教士来实现的。而教士对文化的运用完全是以古代文化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成为了论证基督教信仰的有力工具，在中世纪初期由于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由于某种程度的契合度所以被基督教信仰所吸收，这样，柏拉图主义哲学被融合到了基督教的信仰中为其做神学论证，而柏拉图主义中的神秘启示也正好符合当时的社会文化气氛，因此，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但是这种融合在本质上是也只是一种融合而已没有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完全地被吞噬，它们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有张力的融合关系中，而到了中世纪中期由于西欧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军事实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在重新夺回由阿拉伯人控制的意大利和西西里后经过伊斯兰人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著作传到了欧洲而欧洲带来了一种理性的清新气息，吹散了笼罩在欧洲上方的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之风，从此，亚里士多德理性成为了论证基督教信仰的新工具，而这也就为理性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条件，理性与信仰在本质上属于不同的两种异质文化形态，用理性论证信仰必定会导致信仰的危机，而事情本身的发展也验证了这种观点，在阿奎那的神学中区分了理性真理与信仰真理，并宣称只有信仰的启示真理才是上帝的真理，从此，把理性的应用范围限制在自然的领域中，而思想的领域则由启示真理来论证，但最后自然的理性真理要服从于信仰的启示真理。这样就为理性的发展和对自然的研究解除了禁锢，理性从此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即自然内自由的发展并最终导致了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从而教会不得不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哲学进行封杀即一二七七年的大谴责，而这个谴责也为理性一方面如何巧妙地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对自然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也为破除亚里士多德哲学提供了可能，借助上帝的力量可以考虑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现象，而这也是有在上帝的名义下才可能，因此，上帝是作为理性继续发展并成功摆脱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限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和前提条件。而到了第五章主要就是阐述理性是如何破除亚里士多德的限制而缔造了新的世界观和自然观以及如何缔造了对世界描述的新形式即科学的，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破除来建立新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通过对事物的定量分析代替亚里士多德的对事物的定性规定，通过对各种自然现象的重新解释从而用力，速度，加速度以及对这些概念的数学表达等等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事物变化的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从此，理性的发展得到了新的形式并且新的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即科学诞生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因此，科学是在理性的不断前进过程中产生的，同时也是理性的一种先进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