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至圣孔子和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人类文化历史上“轴心的时代”的文化巨人。他们二人都不约而同的主张“中庸”思想。“中庸”思想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它既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又是他们的方法论,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美”的基本认识和看法。但由于二人所处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他们的“中庸”思想及其相关内容也有不同的认知内涵。　　“中庸”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中庸”就是“用中”。孔子的“中庸”思想强调人格修养,在行动中每时每刻奉行“中庸”的标准,做到“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强调培养符合道德礼仪规范的君子,重视自觉修身。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首先“克已”然后才能“复礼”,从而在群体关系中获得自由。“中庸”思想体现在孔子的文艺观念中,他要求文艺作品的内容要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与法度的要求,主张情与理的统一,情感更多是积极向上的,最终目的是使人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孔子的“中庸”思想核心是“求善”,中国文化所看重的是对人生、对生命的探索与追求,所以孔子的“中庸”思想体现在美学上就是“把善当成美当成真”,他十分重视诗与乐对培养理想人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孔子的“中庸”美学思想呈现在他的说诗论教当中,即“诗言志”;体现在他的诗论体系中,即“思无邪”。他还提出了“兴观群怨”说明文艺对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　　与孔子一样,亚里士多德也主张“中庸”,而且和孔子一样他也是从伦理德性的角度来谈“中庸”。与孔子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利用数学理论对“中庸”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列举和规定,他对“中庸”思想的这种界定具有西方的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中庸”更多是“求真”。亚里士多德从真中寻找美,这与西方文化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依托有关,在西方人看来,对知识的追求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无论是早期的毕达哥拉斯把数看成是万物的本原,还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研究哲学的目的是“求知”,其实他们都是把认识自然、认识世界,从而认识自己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目标。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中庸”美学思想更强调“求真”的美,其美学精神的核心即是美在形式。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体现在文艺中强调人对自然的摹仿,对自然的理性认识与把握;表现在文艺观念上,强调情感的自由宣泄,强调通过文艺的“净化”作用之后人的内心所达到的一个平衡的状态。他重视悲剧对人心灵的净化与宣泄作用,强调悲剧效果的“卡塔西斯”,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调节作用,是纯粹的心理调节后达到内心的和谐状态,是情感的自由表现,不受伦理道德的限制。与孔子不同,亚里士多德举出了具体的实例,比如悲剧的情节等方面来谈和谐问题,充分看出了他对文学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