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时贤论及裴松之《三国志注》，大多注意到了它量“博”的一面；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质与量两个角度，指出了其“嗜奇爱博”的特征，深有见的。裴《注》包含有大量颇具文学色彩的奇异材料；这些材料涉猎广泛，包罗万象。首先是鬼神故事被大量征引，包括鬼怪幻化、神仙方术等；其次是预觉类现象，包括梦验、占卜、相术、谣谚等；第三类，也是较突出的一类，裴《注》特别推崇那些具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特异性行为(社会化行为、个性化行为、人情化行为、悖情化行为)、特异性言语(独白、对语)、特异性才能技艺，裴氏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倾注了注者的浓厚感情；第四，是众多奇物逸闻，许多罕闻稀见的事物、现象被收入《三国志注》中。 裴《注》“嗜奇爱博”的特点与裴松之本人“兼采为味”、“众色成文”的主观思想密切相连，在他看来，《三国志》过于简括和质朴。裴《注》的特点与所引诸书也有直接的关系。引书中杂史杂传著作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杂史杂传自产生日起，就具有虚拟性、故事化的倾向，其中的志怪之风、人物传记的传奇之风给《三国志注》以深刻影响。杂史杂传著作不仅是裴《注》的材料武库，而且也是其“嗜奇爱博”特征之所承。我们以《搜神记》、《世说新语》两书为例，与《三国志注》加以比较，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 通过追溯中国古代叙事散文的发展，我们还可解释《三国志》与《三国志注》相隔不远却风格迥异的原因。 司马迁《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其中还几乎没有文与史观念的差别。发展到班固《汉书》，文学与史学开始有分流的迹象，《汉书》中沉淀了更多的历史因素，作者的史学意识有所增强。再至陈寿《三国志》，史学独立之势日趋明显，其中的文学色彩已逐渐淡化。与此同时，《史记》后，一些虚拟性因素又大量聚集渗透进众多杂史杂传作品之中，尤其在汉末魏晋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杂史杂传以燎原之势发展迅猛，在书籍中比例突增。杂史杂传作品突飞猛进式的发展，预示着文学的自觉。在客观上，裴松之更多的是以文学的眼光审视《三国志》，所以他不满意于《三国志》，而把《三国志注》写成了一部接近于文学的著作。 因此，可以总结说，装松之《三国志注》迥异于陈寿《三国志》的风格的特征，标志着史学的日趋独立，文学的日益自觉;史学与文学正在各自形成不同的学科体系和学科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