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农村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契机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激发农村发展活力。2016年作为十三五战略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改革任重而道远。农村新型社区正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优化农村新型社区的协调运行与良性治理,实现农村社区村民由“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有真切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灵魂要求的核心要旨。税费改革之后,县乡财政困境下,农村社区的治理也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逡巡不前,经济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区治理的桎梏。“处低谷而力争,迎高潮而快进”,农村社区治理资源匮乏之际,迎来新型城镇化实质性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实现农村新型社区的治理与“善”治,成为挣脱桎梏牢笼的关键所在。因此,研究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对于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涵括六个板块的内容。绪论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简要阐发了研究的背景,税费改革之后的乡村治理面临经济基础薄弱的困境,恰巧引来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问题,并界定了经济资源、农村新型社区以及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概念。笔者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经济资源对农村发展影响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着力点、研究方法、选址依据、研究意义以及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乡镇基层政府发挥整合功能,整合财政资金、项目、土地、企业等经济资源输入社区,给社区治理提升增量资源。社区基层组织发挥维持功能,支配和控制社区的经济资源,完善组织机构设置,改善办公设施,包括物业服务,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维持社区的治理正常运转。社区村民具有目标获取功能,既有基于单向度追求经济利益目标的“理性选择”,也有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复杂目标取向的参与,甚至有基于趣缘的各类自组织协会、志愿者参与,归根结蒂社区居民参与的核心在于经济资源嵌入下的可交换资源导向。而企业、个体经营以及生产合作社等,则具有适应功能,创造出的经济资源规模、效益、速度适应社区治理的运行幅度和频度。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自身系统整合程度低,以上各治理主体的功能效用缺乏经济力的支撑无法彰显,各治理主体出现角色紧张、行为偏差,无法在社区内凝聚,走向离散。第三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一方面,“风险”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蕴育着社区治理机制运行当中的风险。风险一,经济资源嵌入下带来的乡政村治运行机制风险。经济富庶的农村社区所在的基层政权职能由“服务”转向“汲取”,存在亲手断送繁荣的风险。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所在乡镇政权“悬浮”于农村社区,受经济资源束缚带来保姆型政权的风险。风险二,货币快速升值经济理念主导下的小农盲目投机行为蕴育潜在风险,市场机制嵌入下政府、社会反向保护机制缺失促使潜在风险转向显在风险,二者于农村社区场域渗透、交叠、撞击带来叠加风险。另一方面,“机遇”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创造了社区治理机制运行优化的机遇。机遇一,经济资源嵌入提升了社区选举机制的稳定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选举机制可以平稳运行。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容易引发选举秩序震荡。机遇二,经济资源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提供了降低社区纠纷调解过程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复合程度的必要条件。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家族结构与正式结构复合程度高。机遇三,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社会关联度高,群体内聚力强,进而经济资源扩大了社区权力资本纵向运行半径。横向非体制精英“高大威猛”并与社区体制精英合作共治,经济资源促进了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的生成。而经济资源匮乏社区纵向权力资本运行半径小,一旦超越社区边界,其边际效应无限趋向于零,权力资本被禁锢、封冻在刚性科层制下的社区层级,没有与上级进行讨价还价、折冲樽俎以及相互调适的余地。非体制精英“细小琐碎”与体制精英有走向对立、离散趋势,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遭损噬。机遇四,经济资源嵌入激活了社会资本的活力。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合作网络强劲有力。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信任缺失,互惠规范破坏以及合作化网络难以建构。机遇五,经济资源嵌入与社区文化资本构成了“培育”与“反哺”的利益关联链条。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支撑下“培育”文化资本,如高素质的人才以及社区的知名度。而培育出的大学生村官、志愿者下乡支助,服务农村社区建设,知名度的提升吸引政府整合资金、项目、土地等资源嵌入社区。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培育文化资本的支撑力量不足,而文化资本的“反哺”功能更是无从谈起。第四部分是经济资源对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笔者通过效率、公平性、回应性三个维度对经济资源差分的两个社区治理绩效的差异作出评估,直观地展现出了经济资源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显著影响,经济资源充沛足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从效率维度来看,社区经济资源充沛,则可以为提升社区治理效率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治理效率始终在低水平线徘徊。从公平性维度,笔者设计三个指标来检测社区治理的公平性。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再分配标准以及帕累托标准分析,社区治理均符合评估标准,经济资源充沛,社区治理公平性充分。但是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则受经济资源总量约束、分配暗箱化、差序化、碎片化的影响,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到以上三个评估标准,公平性表征不充分。从回应性维度分析,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从年度目标制定到层级沟通再到述职评议这一闭路循环的过程彰显了治理的回应性。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根本不具备形成这一闭路循环的充分条件,社区治理的回应性差,社区治理的弹性不足。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并进行因应政策探讨。结论:第一,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第二,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第三,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为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笔者针对性的进行了政策探讨:第一,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渠道;第二,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第三,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第四,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第五,经济资源嵌入增强社区居民对正式机构的认同,进而促进双重法律制度整合化解纠纷调解机制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的复合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