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基于最优契约理论,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仍然无法解释实际运用中两者关系不稳定的现象。效果不及预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股权激励机制本身不善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股权激励机制下的管理者不完全符合理性人假设。相较于完全理性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具有高估收益和低估风险的个人特质,在做出投资、并购等重大财务决策时易于选择较为激进的方案。因此,在放宽传统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实施股权激励措施的真实效果到底如何?另外,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权激励的干扰效果是否一致呢?现有的理论研究还未完全解答这些疑问。本文以行为金融学为理论基础,选取2013-2018年期间沪深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剔除企业绩效中盈余管理“噪音”后,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与真实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不同产权背景下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权激励的干扰效果。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实施股权激励可正向促进企业绩效提升,但由于企业绩效中盈余管理“噪音”因素存在,股权激励措施对企业真实业绩的正向作用大幅下降,管理者为了提升行权收益,进行盈余管理美化企业绩效。（2）管理者过度自信能够显著降低股权激励的效果,在股权激励和企业真实业绩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3）相较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上市企业中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负向调节作用更为明显,但是在国有企业管理中这种干扰作用不明显。本研究扩展了股权激励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同时也对实践中提高企业股权激励效果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关于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中,目前鲜有考虑到管理者为了实现绩效指标,而在财务报表业绩中夹杂盈余管理“噪音”问题,本文丰富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二是本文从管理者有限理性的视角,分析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真实业绩的影响,丰富了股权激励相关的研究成果,为解决我国股权激励实施效果欠佳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