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的两位旗帜性的人物,他们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相似的求学经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国民思想有着近乎相同的认识却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和文学道路,这一现象近百年来吸引了无数同时代及后来的研究者致力于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本文沿袭前人的研究思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鲁迅与周作人30年代(1928-1936)文艺思想作为对象进行专项研究。全文分前言、正文三章和结语三个部分。　　 前言部分梳理了周氏兄弟文艺思想比较研究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认为在已有有关周氏兄弟文艺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涉及其30年代文艺思想的并不多。80年代以前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中虽有涉及,但并非专论；80年代以后的比较中或者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者强调二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对周作人30年代文艺思想中“变”的成分形成了某种遮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比较视野上的盲点。针对问题,提出了以社会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鲁迅与周作人30年代文艺思想的设想。　　 第一章首先比较了革命文学论争前夕周氏兄弟文艺思想的基本状况,认为在革命文学论争展开之前鲁迅的文艺思想是充满了矛盾的,但根本的价值指向还在于社会；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是独立的,其重心在于文艺的独立和自由,其差异成为他们文艺思想最终在30年代分道扬镳的潜在之因。进而以周氏兄弟与左翼文艺思潮的对峙和对话为线索勾勒了鲁迅和周作人30年代文艺思想的具体生成和发展进程。第二章从文学的阶级性、文艺的功用观、散文观和文艺批评观四个方面对周氏兄弟文艺思想的理论形态做出了详细地比较。第三章分别考察了鲁迅与周作人30年代文艺思想在现当代的影响,认为鲁迅30年代文艺思想形成和主导了文学介入社会人生、干预社会政治的现实性文学创作路向,确立了现代杂文文体战斗性美学品格,成为后左联时期的左翼文艺思想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对胡风文艺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周作人30年代文艺思想则开启和指导了超功利、讲情趣、重知识、求静观的文学创作路向,在小品散文题材、写法和主体形象等方面实现了创新和转化。　　 结语部分对周氏兄弟30年代文艺思想的独特性进行了明确,指出鲁迅30年代文艺思想是以“介入”为核心功利主义的文艺思想,是早期“不用之用”文艺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融合重构的产物,强调文学的阶级性、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追求文学的战斗风格、积极推进文学大众化,是对日益危机的民族国家的命运和越发严峻的政治文化专制形势的回应,更是鲁迅用文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周作人30年代文艺思想是以“言志”为核心表现主义的文艺观,将文学的“不用”特征推向了极致。他否认无产阶级文艺的存在,反对文以载道,讲究文学的趣味,提倡文学的贵族化,是改造国民绝望和高压政治双重作用下退守以捍卫自我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表现,是对文艺工具化走向的积极反拨,虽不合时宜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