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明标准是否应该降低,理论界产生众多争议,并形成了“坚持说”和“降低说”两种主要观点。实践中,不同司法工作者对此也有不同认识。当前“坚持说”的观点主要出于预防冤假错案,保障被告人权益,但是缺乏学理性分析,而“降低说”的观点主要考虑程序简化和诉讼效率难以支撑较高的证明标准,但是却没有准确认识到程序简化和证明标准的相互关系。虽然多数认罪认罚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但是代表自由证明精神的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与心证因素没有必然联系。同时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之间存在转化可能,自由证明的事项可能延伸至犯罪事实,因此在自由证明模式下的简易程序,尤其是速裁程序,一旦降低证明标准,容易导致案件事实基础的稳定性降低,造成被告人权益的减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基于诉讼经济的考量,同时坚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有必要细化证明对象,按照诉讼证明的一般原理将证明对象区分定罪事实、量刑事实和程序事实。其中定罪事实关系着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其证明标准更需细致关注,有必要以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础将证明对象进一步具体化,由此区分出主、客观要件的不同证明标准,同时以认罪认罚与否为据,将案件切分为死刑案件、不认罪的普通程序案件、认罪的普通程序案件和认罪的简易、速裁程序案件,根据不同案件类型考虑推定规则的适用和被告人口供的补强力度等因素。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主要以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是否对被告人有利进行区分,同时应该进一步考虑证据规则的适用问题。对程序性事实的证明标准主要考虑非法实物证据排除问题,并以证明对象和证明主体作为分设标准的依据。由此,根据证明对象和证明主体等不同因素,分类构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层次化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