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粗放型发展模式虽然促进了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过度消耗。工业部门的GDP贡献约为40%,而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占比却超过70%,提升能源效率是解决当前环境污染与能源短缺双重困境、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必然选择。“十四五”规划强调要持续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从源头推进污染控制、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环境规制成为节能减排的现实要求。在此背景下,研究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现有文献多基于宏观数据考察两者的关系,往往忽略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同时也缺少传导机制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成本效应、技术创新和产业集聚的传导作用,再利用2003年-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能源环境数据探讨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传导机制。最后引入资源禀赋、污染强度和企业规模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发展不平衡现象,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效率明显低于整体均值。（2）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末端治理成本、倒逼技术创新和加强产业集聚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产生影响。（4）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规模较大的企业对环境规制更敏感;由于存在一定“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企业的能源效率影响并不明显;环境规制与低资源禀赋地区的企业能源效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对高资源禀赋地区的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企业应当重视技术创新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环境政策的制定需因地制宜、因行业而异,同时要警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污染避难所效应”,防止高污染企业的消极转移。政府应创造良好的工业集聚环境,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