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行政机关越来越需要重视其行政决策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的负面后果。为此,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制度。对这一系列制度进行研究即可发现,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冲击了传统行政法理论,致使其自身面临合法性问题。为解决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遭遇合法性问题这一难题,理论界给出的方案有哪些?这些方案有什么不足?如何通过反思当前的方案重塑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合法性?这些问题构成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的框架结构,除了引论和结语之外,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了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脉络,以及其面临的合法性问题。在本章中对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传统行政法理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方式进行了梳理。通过梳理发现,风险的不确定性冲击了传统行政法理论,使得我国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面临合法性问题。第二章:系统的介绍了当前为化解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合法性问题,学者们给出了两套解决方案:专家理性模式和利益代表模式。专家理性模式以风险客观主义为基础,在制度设计中坚持以工具理性为基本原则,并将功利主义作为哲学上的指导;利益代表模式则是以风险建构主义为基础,在制度设计中将价值理性作为基本原则,以多元主义作为哲学上的指导。第三章:为对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合法化模式进行反思。两种模式都具有以偏概全的缺陷,忽视了风险兼具客观实在性和主观建构性这一特点,在制度设计上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了人为分割,因此很难为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提供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第四章:提出了一种新的破解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问题的论证模式——合作治理。合作治理风险评估模式是指,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风险评估的时时候,立足于风险具有客观实在主义和主观建构主义这一基本属性,以既能体现工具性又能体现价值理性的交往理性作为制度设计导向,以分析协商为程序构造的风险评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