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村城镇化、土地“三权分立”改革快速推进,农业经营方式也由传统的分散式向集约并存转变。在此新背景下,我国的农业资源消耗速度加快,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相对不足,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我国主要水污染物中50%以上都来自农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且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可见,科学分析集约经营的影响,落实农业污染物减排目标,是实现当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集约经营作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之一,因其具有规模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可通过资源共享、技术突破、降低生产成本等方式来增加农业资源利用率,进而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因此,在当前实施的“十四五”计划和实现全国碳中和的目标之下,科学把握集约经营影响下的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明晰农业面源污染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为我国各地区农业集约经营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策略调控提供积极的决策参考。本文针对集约经营程度和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和基础理论,厘清农业集约经营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内涵、特点及当前研究进展,构建集约经营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机制理论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清单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别核算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排放强度及我国各地区农业集约经营程度,并运用Arc GIS软件绘制其时空分布图,分析其演化特征;然后,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模型考察集约经营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农业集约经营影响下的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策略。主要结论有:（1）从时间序列来看,2008—2020年间,我国农业面源COD、TN和TP的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均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从空间特征来看,鲁、苏和川等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较高;单位面积排放强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苏、鲁和豫等地区;此外,上述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和强度较高的地区,其农业集约经营程度也较高。（2）从全国层面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自然生态、农地经营、种养结构和治污投入均在集约经营影响农业面源污染COD、TN和TP排放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其中,农地经营的中介效应绝对值最大,治污投入的中介效应次之,随后为种养结构和自然生态的中介效应。值得关注的是,治污投入发挥了负向中介作用。从分区异质性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来看,自然生态、农地经营、种养结构、治污投入均在高集约经营区发挥中介作用,农地经营、种养结构、治污投入在中集约经营区具有中介作用,而低集约经营区仅农地经营起到了中介作用。（3）从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可知,集约经营程度对农业面源污染三种主要污染物COD、TN和TP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根据门槛估计值划分为两个阶段。无论是高集约经营阶段还是低集约经营阶段,集约经营程度对农业面源的三种主要污染物COD、TN和TP均发挥正向影响,说明集约经营程度的提高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值得注意的是,集约经营程度未跨过门槛值时,随着集约经营程度的增加,污染增长幅度较大,但跨过门槛值后,进入高集约经营阶段,污染物排放量增速有所放缓,削弱了增污效应。在三个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COD、TN和TP三种农业面源污染物的影响系数均为负,而环境规制的作用则表明当前仍存在“绿色悖论”。（4）从空间计量模型的结果可知,2008-2020年农业集约经营程度和农业面源污染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伴有“增—减—增—减”的波动趋势。从空间溢出模型的结果可知,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农业集约经营对农业面源污染COD、TN和TP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可能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就近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