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和近代早期的中国外交关系建立在东亚各国以君臣关系为基准的朝贡体系之上,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里,皇帝以仁相待周边民族,接受周边民族的朝贡。而西方外交关系建立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之上,各国拥有独立的主权和平等的地位。早在18世纪,西方世界与朝贡体系下的中国相遇,两大体系无法相容,产生诸多矛盾与对立。然而,面对西方社会的挑战,中国并不是被动退让,而是主动地对国际关系进行本地化阐释。纵观近代史,翻译在中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1793年至1864年外交文本的翻译见证了中西方最为激烈的交锋。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到1864年国际法的翻译,其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从朝贡时代进入条约时代,并逐渐纳入以欧洲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开始产生现代国家主义的倾向。从社会过滤论这一跨学科的视角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翻译现象能够有助于分析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翻译心理。本研究致力于探索作为社会过滤器的语言、逻辑以及社会禁忌在翻译中的具体运作,旨在揭示在中国有意识地应对国际法挑战的过程中,社会过滤器是如何允许某些经验通过,而阻止其他经验通过,并将其压抑为社会无意识。本研究可以证实,翻译是对事实的压抑和对虚构的接受,它既是社会无意识的回应,又是社会意识的催化器,而译者则位于社会变革的前沿。社会过滤器是译者抵制社会无意识的机制。随着语言和逻辑过滤的放松,对社会无意识的压抑逐渐减轻,西方国际法术语和理念开始渗透,被压抑在社会无意识领域内的西方外交思想逐渐成为社会意识,影响了中国人对国际法的理解,改变了中国对其国际地位的认识。在翻译过程中,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三者同时发挥作用,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在这三者中,语言和逻辑的过滤可以放松,而社会禁忌的过滤能力一直十分强大。这说明社会过滤器一方面可以巩固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能够改革社会意识,推动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