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盈余分配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原则上,司法权应保持谦抑,不得介入公司自治。但是,为了保护少数股东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但书条款给司法介入公司盈余分配留出了空间。股东滥用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损害其他股东权益,即使公司此时尚未作出有效的盈余分配决议,其他股东也有权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对盈余进行分配,寻求法律救济。然而,该条款仅对法院是否受理抽象盈余分配纠纷作出规定,并未明确司法介入的方式和具体规则,导致理论和实务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本文着眼于《公司法解释四》实施后的119份抽象盈余分配纠纷案例,提出抽象盈余请求权的法律救济前提和法律救济内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次,对抽象盈余请求权的法律救济前提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解决。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法律救济需要符合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公司存在可分配盈余。如果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具体数额的盈余,或者原被告对公司的盈余总额存在争议,那么其就要对公司的可分配盈余数额作出认定。法院可以依据专门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出公司盈余数额。二是,公司未作出盈余分配决议。在公司决议尚未作出时,该期待权若要转化为具体债权只有经过法律救济。三是,存在滥用股东权利和损害结果。司法干预公司盈余分配的界限需要符合股东权利滥用和损害结果这两个要件。滥用股东权利的界定尚不明确,笔者认为可以引入“以合理期待为主,信义义务为辅”认定标准。损害结果的认定采取以股东对盈余分配的期待权受损为标准,而不要求股东有实际损失。最后,对抽象盈余请求权的法律救济内容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解决。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法律救济内容包括实体法上的损害赔偿和程序法上的特别规则。损害赔偿方面,笔者认为公司股东等人滥用权利致使公司不分配盈余又引起其他股东利益受损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应分配盈余和利息。程序规则方面,笔者认为应适当调整原被告之间的举证责任,减轻原告股东的举证负担;法院在原告股东胜诉时应作出分配具体盈余款的判决;生效判决对案外股东并无既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