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引发法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可以实现基因治疗或基因改进两种效果。基因治疗的权利正当性已经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同,但有关基因改进权利的正当性的论证尚处于学界的争议之中,并亟待回应。基因编辑技术指对特定的DNA靶向序列进行定点修饰的技术。基因改进是一项运用基因编辑技术提升正常人类的某些功能,使其处于超正常状态的手段。基因改进这一术语是技术名词。作为规范性评价概念,相较于人类改进与基因改进,人类基因改进更具合理性。一方面,“人类改进”的范围过大,包括以其他方式提升人类功能的改进形式。另一方面,“基因改进”难以描述技术所针对的对象,而人类作为改进对象具有特殊意义。根据不同的评价标准,人类基因改进具有不同的含义。确定人类基因改进的含义需要考虑评价标准。具体而言,人类基因改进的评价标准包括建构主义法、正常运转法、超越物种平均水平法、超越物种最大化水平法、福祉最大化方法、修正的福祉最大化方法与功能解释法。其中,建构主义法更适合于针对父母对子女的人类基因改进权利的研究。在制度性论据无法达成统一结论的情况下,对人类基因改进的权利的论证需要引入一般性实践论据作为支撑,即道德哲学的参与。在道德哲学的讨论上,关于人类基因改进之权利讨论的内容包括支持自由主义优生学的论证和反对它的理由。自由主义优生学从权利视角发展旧优生学,主要运用两种方式论证基因改进权利,一是类比论证,二是伦理个人主义原则。反对自由主义优生学的理由包括不尊重天赋、不平等以及不尊重潜在者自主性的质疑。其中,不尊重天赋的质疑与不平等的质疑是可被回应的挑战,而潜在者自主性的观点关乎到自由主义优生学对自主性的终极承诺,是其面对的最强质疑。自由主义优生学为应对潜在者自主性的质疑,提出人类通用性基因改进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提升子女可适用各种人生计划的能力的改进方式。检验父母是否有权对子女进行人类基因改进的关键在于检验人类通用性基因改进是否具有正当性,而检验人类通用性基因改进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关键在于检验其是否能够尊重潜在者的自主性。哈贝马斯在《人性的未来》一书中以潜在者自主性的理由质疑了自由主义优生学,其质疑具有一定代表性。然而,目前的学者将其自主性含义理解为,一个人在众多有意义的人生计划中做出真实选择的能力,而通用性基因改进能够使行动者与改进者意图一致,因而能够回应自主性问题。然而,根据以上理解,是否侵犯潜在者的自主性将完全取决于被改进者对基因改进的知晓与感受。这种理解弱化了哈贝马斯关于自主性的论证,使得其论证缺乏规范性。实际上,哈贝马斯主张的潜在者自主性的含义不同于一般的自主性含义,这种自主性要求,人的自主性具有平等的生命前提。这体现在他在文中处处建立的自主性与平等的关系,以及创立的伦理自我理解概念上。哈贝马斯给自主性加了三个限定词,即“生理脆弱性”“社会独立性”和“普遍性”。然而,人类通用性基因改进属于父母对子女的操纵行为,且无法获得子女的假想同意,因而无法满足平等的生命前提。不仅如此,哈贝马斯的论证在讨论人性道德的意义上发展了桑德尔的论证,且在思想指引的意义上可反驳基因决定论的质疑,其作为潜在者自主性反对理由的代表具有说服力。因此,基于对哈贝马斯主张的潜在者自主性含义的解读,人类通用性基因改进难以满足对潜在者自主性的论证,无法证成人类基因改进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