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是政党活动的母体与中心。对于新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获取政权和建设政权是极其重要又相互联系的现实战略任务，是实现其使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步骤与重要保障。同时，政治动员作为一项工具或策略，对政党能否顺利夺取政权和有效建设政权产生作用;缺乏政治动员机制与能力的政党终究是没有力量的政党，其战略实施和使命完程度会深受此影响。而党的建设能不能搞好，对于政党使命能否最终实现是一个决定性的主体条件。因此，作为战略任务的政权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相对于中共的使命而言，是工具与价值的关系;而政治动员作为工具和策略，不仅服从和服务于战略任务从而间接地促进使命实现，同时又可以直接地服从并服务于政党使命。　　研究政治动员所遵循的因果规律，一般来说，便要研究政治动员的机制。实施有效的政治动员需以准确掌握、有效运用和科学建设政治动员机制为基本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的制度保障。对于中共而言，运用好政治动员这一工具和策略对其完成战略和实现使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能动地实施政治动员机制建设是中共所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本论文将中共的政治动员机制建设与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集于都需要服从和服务于的使命的观照下，尝试构建一种分析和解释的框架，揭示政治动员及其机制发生发展的基础与向度，揭示政治动员机制建设与政权建设与党的建设之间的作用关系，并以此为思路，着重从陕甘宁边区中共领导政权建设的实践中进行历史的分析，从而初步总结中共政治动员机制建设的主要逻辑。首先，中共是革命型政党，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中共的政权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和政治动员机制建设都服从和服务于中共历史使命的实现，使命是三个建设共同的发展向度和价值追求。其次，中共实施政治动员也是推动和实现政权建设与党的建设等具体战略任务的现实需要，因此，中共的政治动员机制建设也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共所领导的政权建设及其党的自身建设。同时，政权建设与执政党（领导党）的自身建设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这种张力对政党的政治动员机制建设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党政治动员机制建设的进程与方式。其三，中共的政治动员机制建设与其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一样，都是建立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阶级基础、干部基础和经济基础之上;而且，具体到每一项建设上，这四个基础也具有深度的同一性，以至可以认为中共的政治动员机制建设与其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具有共同的现实基础。其四，中共政治动员机制建设以创造与被动员对象的共同利益为缘起，以扩大和巩固政权建设与党的建设的社会基础为依归，实现了政党使命、战略任务与工具机制的统一。因此，本论文的基本结论是，以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为共同的发展向度，在意识形态基础、阶级基础、干部基础和经济基础等四个基础上，中共政治动员机制建设不仅受到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影响制约，同时也与之实现了统一。这正是中共政治动员机制建设的基本逻辑，即为了同一使命，基于共同基础，实现了与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互动相存、协同与进。　　在陕甘宁边区之前，中共有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实践。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中共积极运用了政治动员的手段，并基于意识形态基础、阶级基础、干部基础和经济基础基础，在服从和服务于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过程中，开启政治动员机制建设的进程。中共通过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主创建中国革命道路和广泛深入种植革命化意识形态的努力，建构意识形态并使之成为苏区社会的主导，进而为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奠定意识形态基础;中共是坚持阶级斗争学说的政党，十分注重阶级基础的建设，在中央苏区，中共以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的政权形态巩固和扩大阶级基础，以选举与“查田”为培育和分化阶级的革命手段，并建立“奖励先进”与“树立典型”的强化阶级归属的表彰制度，还积极开创边区人民群众参与政权建设、行使政治权利的实践途径，进而为中共及其领导下政权建设奠定广泛社会基础;中共是一个干部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对于干部的培养任用有了新的实践，通过干部对党政关系做出了初始设置，通过革命化教育与培养不断提高干部的执行效力，并十分注重在政权建设中对干部的廉政监督;一切政治活动都有其对应的经济基础，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权建设实践中，中共发动土地革命，不断调整土地政策以动员更多的力量支持和参与革命，并注重国营公有制经济建设以加强政权物质基础，同时又为了适应形势任务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形成了相较灵活的经济制度。　　中央苏区政权建设是中共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前奏。陕甘宁边区是中共领导建立的唯一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在这里，中共实现了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重要历史转折。作为中共历史上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陕甘宁边区是中共当时“一切工作的试验区”，也成为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的雏形。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政治动员机制建设具有很强的历史“示范性”。在陕甘宁边区，中共为了应对不同革命时期的形势与任务，能动地在四个基础的建设之上，深化和加强了政治动员机制的建设。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主进程，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与建设的统一和指导;注重文艺创造的革命意义，使之面向工农群众、服务革命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并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建立和传播新民主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在阶级基础建设方面，中共充分认识到农民之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为巩固和增强工农联盟，结合土地改革，广泛和深入地开展农民诉苦运动，积极启发和培育农民的阶级意识，促使农民走向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桥梁”和“纽带”，中共为了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大量地吸收招募知识分子，并在使用中对其实施思想改造，以克服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为其建立无产阶级思想，从而实现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革命化和身份组织化，为政党增加新的阶级力量;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并积极调整党员标准，吸纳更多社会阶层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通过扩大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不断增强政党和政权建设的阶级基础。　　在干部基础建设方面，相比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实现了干部教育的体系化，坚持政治修养与业务能力并重，不仅要求全党提高理论水平、实现思想统一，也同时注重干部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工作能力的锻炼;干部的任用实现了初步的机制化，不仅是党内干部的提拔使用指导思想更加清晰，标准更加明确，流程制度更加健全，在政权建设中，也坚持党管干部与民主执政相容，加强党员干部的监督制约和反腐倡廉工作，促进党的领导与政权建设的互动;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共开展的全党的整风运动，不仅实现了全党的思想统一，也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干部作风建设，在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强化了中共党的干部实事求是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和民主的作风，这种作风的养成是党的建设的成效，也有力地促进了政权建设和政治动员的实施，从而促进了政治动员机制建设。　　在经济基础建设方面，中共坚持政策的因时制定和灵活运用，积极主动地调整土地政策，在建立与壮大公营经济的同时，也为促经济建设和巩固政权经济基础而放活和发展私营经济，实现经济所有制形态从权宜之举到多元化机制的转变与固化;在边区，中共为增强党和边区政权的经济基础，尊重和鼓励群众的实践创造，积极推进家庭生产基础上的劳动互助与合作，大力开展党政军民相结合的生产运动，促进民办公助的合作化生产，实现了生产组织形式从自然生产状态向多层面合作的转变;同时，为加强经济建设工作，巩固变政权，建设模范的根据地，中共改变了疏忽生产力发展而注重生产关系变革的思维惯式，积极倡导科技知识的发展应用，采取多种途径提高生产者素质能力，以促进边区社会生产力发展，从而努力实现边区对于全国的方向性引领。　　相较中央苏区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实践中，中共基于四个基础对政治动员机制的建设有继承亦有强化，同时也据形势任务的不同而有取舍，这是中共为实现历史使命和完成战略任务所采取的一种扬弃。正是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共的政治动员机制得以成型，并取得了促进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历史成效:毛泽东思想旗帜得以建构并确立，实现了党的建设的加强;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取得成功并向人民民主政权转化;中共实现了政治权威的全国化，由中国政治体系的从边缘走向中心。由于政治动员机制经过建设得以成型并取得丰硕历史绩效，从而使得政治动员这一工具策略愈加得到中共的依赖。在取得全国政权执政以后，由于历史的惯性，由于历史的情结，中共将政治动员作为工具的功能加以扩大化，而没有因时因势能动地优化政治动员机制，以致将政治动员逐渐发展成为群众性政治运动，并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后果。这种发展表明中共囿于历史的限制，并没有对基于特定历史使命、任务的政治动员机制建设的基础和逻辑进行深入认识、分析和清理，只是简单地继承乃至制度化，其内在深刻弊端也就不言而喻了。　　对于政党，特别是对于作为革命型政党的中共而言，政治动员是一种政治工具和治理策略，运用这一工具和策略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能动地根据社会形势与战略任务的发展建设政治动员的机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动员机制建设和合理运用政治动员这一工具和策略，需要主动因应其基础的变化，要具体地分析和把握政权建设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正确认识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之间固有张力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发挥政治动员机制建设对于这种张力的反作用。有效开展政治动员机制建设，才能发挥政治动员对于政党加强其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积极作用，从而也可促进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与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