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范冰冰“阴阳合同”逃税案掀开了影视业明星偷逃税款的冰山一角。实际上,我国以影视明星为代表的高收入群体具有收入来源多样性、不固定性、形式复杂性等特征,其利用阴阳合同进行逃税的恶劣现象层出不穷,为保证税源完整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此问题亟待解决。为了从根源上遏制影视业阴阳合同逃税行为,本文结合A-S逃税模型和博弈论模型相关理论,创新性地构建影视业“纳税-扣缴”博弈模型,分析阴阳合同签订双方的逃税决策行为。模型推导结果显示,当扣缴义务人的逃税成本大幅增加后,较高的稽查率和扣缴义务人罚款倍数对于扣缴义务人的逃税决策具有抑制作用,高逃税程度的行为不再存在选择逃税的利益基础。由于阴阳合同逃税行为稽查难度极高,笔者认为还应从行业规范、社会监督等非直接经济因素促使影视从业者提升税收遵从度,因此分析了引入事前逃税意愿举报机制前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逃税决策的博弈结果变化。本文还将范冰冰“阴阳合同”逃税经典案例带入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发现若调整对双方的稽查力度和罚款倍数至模型设定的较高水平,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的选择策略存在唯一纳什均衡解:都不逃税。若调低该案例的逃税程度,引入事前逃税意愿举报机制后纳税人端和扣缴义务人端的逃税门槛将被提高,其中明星纳税人主张逃税的门槛提升幅度为8.60%,电影剧组扣缴义务人愿意配合逃税的门槛提升幅度为4.45%,证明这种事前监督举措对抑制低逃税程度的“阴阳合同”行为具有正向效果。最后,本文提出对“阴阳合同”逃税行为的规制策略提出相应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