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莘是民国时期职业外交家。他自1913年回国以来,一直活跃于民国的政治与外交活动中。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他全力维护中国的主权,认真处理各项交涉事宜。近代中国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被这些不平等条约侵吞,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朱兆莘力主修改不平等条约,他认为不平条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严重损坏了中国的主权。1925年五卅运动以来,中国国内兴起了废约运动。朱兆莘善于演说,在国际联盟上多次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演说,与国内的废约运动相结合。朱兆莘在鸦片问题上,主张禁绝鸦片,他在国际联盟发表禁烟演说,揭露列强将鸦片贩卖至中国的罪行,力辟中国无鸦片专卖政策,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朱兆莘关心海外华侨,积极维护华侨利益。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朱兆莘主张对日作战,他提出对日作战“日有三必败我有六利”。朱兆莘的外交主张表现了一种爱国情怀和外交家的远见卓识。朱兆莘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积极与各国交涉,维护中国的权益和外交形象。他在鼓浪屿会审公堂中初步表现了作为外交家的职业素养,在任特派江苏交涉员期间管理德侨注册、交涉同济医工学校案,积累了交涉经验。他在任驻英代办时期,与英国进行沪案交涉,他指出沪案是不平等条约引起的,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朱兆莘在国际联盟上努力争取国际联盟的行政院席位,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在中国国力弱、国际地位较低的近代是不容易的。1928年,朱兆莘任广东交涉员时收回了广州旧法领署地段,并协助广西政府收回了梧州英领署,这极大的维护了中国主权,同时也鼓舞了民国废约运动的发展。朱兆莘在外交上维护了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朱兆莘的外交主张和外交实践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一方面,朱兆莘外交主张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国力孱弱且受不平等条约的压制,且外交上处于被动,因此朱兆莘的外交产生的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