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严禁刑讯逼供，但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证明，刑讯逼供不但没有被有效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如先前的杜培武“杀人”案及不久前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佘祥林“杀妻”冤案，都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但这仅仅只是被媒体揭露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刑讯逼供案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更为严重的是，相当多的司法人员对刑讯逼供根本不以为然，认为只有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殴打才能让他们说真话。由此可见，我国刑讯逼供违法犯罪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以遏制刑讯逼供。 在论文的第一章中，笔者对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第一，指出刑讯逼供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员，并具体指出所谓司法工作人员，是指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同时论述了对“准司法人员”、治保等相关人员主体性质的认定及其犯罪认定；第二，笔者论述了刑讯逼供罪的客体，认为其侵害的是复杂客体，即同时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刑法典类罪归属将其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韩国等)却大多将此类犯罪规定于渎职罪中，主要目的在于强调该罪侵害国家利益的一面。笔者认为将刑讯逼供罪作为一种渎职犯罪类型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第三，笔者又论述了刑讯逼供罪的主观方面，指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如果行为人不具备以上目的，则不能够构成此罪，并且指出无论是出于“公”或“私”的犯罪动机均不影响本罪成立。第四，笔者具体论述了刑讯逼供罪的客观方面，指出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