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失衡被认为是导致百年一遇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探求失衡的原因便成为治理失衡和走出危机阴霾的关键。现有文献已从不同的角度,如汇率及汇率制度、财政赤字、金融效率差异以及产品内分工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此次国际经济失衡所表现出的若干事实特征。因此,本文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通过对当代国际分工演进的历程及特征的归纳梳理,提出了从“服务-制造”新形态国际分工的视角来理解此次长期的、结构型的国际经济失衡。自产业革命和机器大生产建立至今,从分工的产业领域和形态来看,国际分工先后经历了传统产业间的工业与农业间的分工、同一产业内各产品部门间的分工、同一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增值环节的分工,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新形态国际分工等四种形态。产业结构演进的差异、要素禀赋的不同,以及国际生产组织的创新等是国际分工演进过程中逐步从价值链分工过渡到“服务-制造”新形态分工的重要动因(基础)。尤其是无形要素在服务业和制造业高附加值中间投入品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文化禀赋和制度环境禀赋差异成为新形态国际分工演进的重要基础。日本、德国之所以在制造品出口贸易方面“常青”,其文化禀赋较好地适应了制造业的发展是一重要原因。以服务贸易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作为新形态国际分工的度量指标,利用2005年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无论是最小二乘估计法(OLS),还是考虑了制度环境内生问题的工具变量法(Ⅳ),制度环境均对服务贸易出口RCA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制度环境“糟糕”的国家,制度环境对服务贸易出口RCA的影响更大。“服务-制造”新形态国际分工导致国际经济失衡的机制在于：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开放的非对称性,即服务贸易的开放度远远不及货物贸易的开放度；“服务”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导致的经济虚拟化和过度消费,“制造”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带来的内需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以及当前以美元为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所提供的制度因素等等。无论是利用跨国截面数据,还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时间系列数据,采用各类度量“服务-制造”分工指标的实证检验均表明,新形态国际分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此次长期的、结构性的失衡,其才是此次百年一遇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而并非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汇率操纵等问题。针对后危机时代国际分工模式可能进一步出现新的变化趋势及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结合我国正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等现实迫切需求,根据研究结论和启示,本文就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