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总是与当代生活取着同一步调.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之间的17年,是当代文学继承40年代"延安文艺",推进一体化的17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文艺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唯一纲领.在这样一个强调政治干预文学的年代,一个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年代,一批有幸成为"掌权者"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在接连不断的政治风暴裹挟下不由自主,左右摇摆的挣扎.邵荃麟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20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着坚定的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经历了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而最后进入中国文坛的权力机构,从50年代开始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任《人民文学》主编的邵荃麟,为什么会在60年代初提出"写中间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并因此遭受灭顶之灾,于文革中身陷囹圄,被迫害致死是该文写作的源起.该文试图通过描述邵荃麟从40年代到60年代三段即相连又断裂的文艺理论建设期,来论证他始终处于难以在"左"与"右"之间两全的尴尬处境.为区别政治术语中的"左"与"右",姐且称之为"中间".从邵荃麟40年代到60年代的文艺思想流程中,分明可看出他对待胡风、冯雪峰肯定——否定——肯定的骤变态度.这既反映了他身处运动风口浪尖的无奈也证明了他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艰难,这样的两难处境,即是"中间"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