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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史的观照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本论文选取的宗教视野乃其中之一。这种视角选择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以“宗教视野”审视文学变革,可以跳出单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叙述模式,而将历史的、学术史的综合研究方法纳入进来,这对《新青年》这样融合了文学、政治、经济、哲学等内容的研究客体来说,尤为必要;第二,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学”,为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而夸大了与旧文学的对立,“白话为文学之正宗”等口号掩盖了许多丰富的历史内容,综合研究方法变焦点透视为散点透视,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简单的单线式文学史观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因而,作为观察《新青年》及其主导的文学变革的视角,本文所使用的“宗教”概念实际含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对文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客体,更是从属于思想史学术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 目前,宗教与五四文学关系的研究已比较成熟,但1919年“五四”事件之前的一段还很少有人涉及。本论文试图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考察它在1919年之前的宗教讨论和宗教观念对中国文学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如此设定时间范围和研究内容,与文学及由它反映的整个时代的主题变换有关。《新青年》创刊时,西方思潮大量涌入,这使得新旧文学思想的矛盾更加明显,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形态错综复杂,呈现出转型期的激烈碰撞与交锋。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使新旧文学间呈现紧张对立状态,同时,《新青年》对宗教的态度也渐趋激烈,到“美育代宗教”说提出时,此倾向发展到一个极点。1919年的五四事件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个社会由启蒙到救亡的主题变换,之后《新青年》迁回上海,原先的思想文化建设命题逐渐让渡给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问题,文学与宗教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进入二十年代后,“非基督教”运动等已含有明显的政治运动色彩,而应归在另一个主题下讨论。 《新青年》对新文学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由于它将构建包括科学、宗教、艺术等在内的新文化当成主要目标,是在更高更宏阔的视野中提倡和促进文学变革,该杂志的优越性同时也反映了它的局限性,即宏观理论探讨大于文学创作实践,抽象理念阐发大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亦即“问题与主义”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这使《新青年》的宗教问题讨论呈现出许多矛盾的地方,不但“同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不尽相同,即使同一个人,宗教情感和宗教评价在这五年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中西、新旧文化系统的激烈对撞中,原有价值判断和理论设计的弊端逐渐显露,而不得不根据情况及时调整。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文学方面,当时有写实主义、人道主义等理论倡导,而在具体的创作中,中国和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想交织在一起,使此时段的文学过渡痕迹十分明显。其直接后果是,宗教与文学是《新青年》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二者存在相互影响,但内在关系更显扑朔迷离。本论文的中心线索,即要搞清在《新青年》的复杂文化生态中,二者变化的内在逻辑关系。 第一章绪论,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廓清研究对象和问题,说明本论文的创新点。以往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宗教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宗教”两种类型。前一种的研究者往往持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所讨论的文学问题与特定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情感相联系;后者更关注文学史涉及的宗教内容,大多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宗教题材和宗教主题。本论文试图跳出这两种模式,将宗教视为融合信仰体系、生存方式和经典文本在内的历史存在物,以此考察它在某个时段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宗教不仅仅是单纯的研究对象或文学研究的参照体系,更是一种与学术史、思想史类似的研究视野。以此观照文学史现象,可以将史料(包括但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当成叙述主线,更多呈现作家心理、文学观念、文学语言和创作形态的细微变化。 第二章,基督教传播对“五四”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在陈独秀、胡适等新一代知识分子这里,基督教首先是西方文化的象征物,它的平等博爱观念、入世精神甚至对异端的血腥镇压,都是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格局中被审视和接受的。由于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五四新文学家对基督教的态度,大多经历了由羡慕认同到质疑其合理性的过程,这与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分歧明显。《新青年》与基督教会的冲突,集中体现在“责令更名”事件中,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青年》对西方文化由狂热崇拜到趋于理性的态度变化。同时,杂志的编辑方针也有所调整,介绍西方文明的文章减少而同人原创文章增多,且更多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中国文学观念所受基督教传播的影响,还体现为译介西方作家过程中的“误读”。《新青年》一度将尼采的权力意志说看作是欧战的哲学基础,这和此前它主张的军国民主义明显矛盾;尼采哲学否定基督教道德观,中国知识分子对尼采的矛盾态度也正代表了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托尔斯泰改造基督教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的无抵抗主义、非战争主义、人道主义等,他实际具有宗教改革家和道德家的双重身份。中国知识分子对托氏的注意,以及围绕他展开的争论,和当时文学界的思想状况有关。此外,基督教与战争等也是《新青年》关注的重要话题,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第二章,佛教思想与“五四”文学风气的转变。近代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态度,有“学术研究”和“信仰对象”的不同,试图借助佛教来解决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践行中的诸多问题。新青年同人普遍表现出对佛教精神的认同感,反对孔教道教而不真正反对佛教,很多人甚至表现出对佛教经典和佛教精神的浓厚兴趣。这反映了作家创作心理和文学精神的变化。谢无量曾撰有《佛学大纲》和《中国大文学史》,“或文学或宗教”的特点使他表现出传统文学的包容性特征。陈独秀称赞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长诗代表了“最高国民精神”,胡适则批判了它的用典及古典主义倾向;两人都力图引导中国文学朝写实主义方向发展,而古典文学的旧形式能否承载新的文学精神,成了在评价谢无量问题上分歧的真正原因。诗僧苏曼殊的《碎簪记》含有包括佛教、基督教在内的复杂宗教情感;他对爱情欲望细腻而夸张的描写,既代表了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的发展,也象征了新文学突破写实主义局限的可能性。苏曼殊去世后,他所代表的抒情传统遭遇更为复杂,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及后来的新文学家对苏曼殊的评价,实际代表了写实主义和主情主义的分歧。 第三章,宗教视阈中的五四文学语言嬗变。在宗教视阈中,李叔同的文学史价值凸显出来,他在出家前创作的新体歌词从形式到思想情感都接近现代白话诗,且寓含了对宇宙人生的玄学思索。这些歌词之能表现人类隐秘情感,在于它们的“宜唱”性质。与之不同,《新青年》上的白话诗因过于注重文学的“说话”功能,渐渐有了偏重说理的倾向。基督教传教士为了争取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而注意使用白话,创制并实验了“罗马化中国字”以代替原有的汉字书写系统。这给新文学家以启发,他们对“罗马化中国字”及世界语表现了极大热情,由此也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层次的汉字革命。汉字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将文字与其负载的孔教道教等传统思想联系起来,表音化汉字书写体系真正想取代的,是与象形文字联系在一起的汉民族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汉字革命是受欧洲文艺复兴反基督教思想启发产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革命。 第四章,试图建构新文化精神核心的“宗教代替说”。蔡元培1917年前后的几篇演说表明了其对孔教及其他宗教的定位,总体而言,他的同情态度十分明显;但不久他又推翻了其中的很多观点,转而贬抑宗教。他与陈独秀一唱一和的“双簧信”表明,《新青年》在重新评价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有意调整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由模糊认同到明确反对是《新青年》同人对待宗教态度的基本特征。对科学主义的高扬,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宗教思想整体上的否定,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唯理化”倾向。宗教在过去甚至当下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有核心位置,为打破这种稳态结构,各种“宗教代替说”应运而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代替并非简单的反对或“打倒”,它不排除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只是要用“符合人性”的新宗教代替过去迷信鬼神的旧宗教。美育强调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形式在教育中的作用,它之能够“代替”宗教,在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陶养情感和慰藉心灵的需要。“美育代宗教”说既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同时警惕了科学主义过度膨胀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接续了儒家的礼乐传统,弥合了新文化因“全盘反传统”产生的裂痕,从而重构了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文化精神核心。 结论。以宗教视野进行考察,发现“五四”事件前的五年中文学变革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既是作者群体变化造成的,更和宗教、哲学、艺术等外围文化环境变化有关。由于此时期各种宗教的思想体系和传播方式不同,它们影响文学变革的方式和程度大小也不同。一般而言,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是外国作家作品译介大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和语言形态大于流派风格;影响的结构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另外,文学对宗教的反作用力明显,“宗教代替说”既是对宗教强力介入文学的反动,也为之后科玄论战和“非基督教”运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