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创作于1917年—1949年间的旧体诗为研究对象。在本文中它们被称为“现代旧体诗”。“现代”在这里被约定为一个“时间概念”，它不包含“现代的”、“现代性”之类的性质判断与价值认定。 伴随着新文学传统的确立，旧体诗被逐渐逐出主流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认知框架中，现代旧体诗的精神价值与审美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不但如此，现代旧体诗的实际存在都被忽视了。事实上，在五四以后，仍有不少人从事旧体诗创作，围绕现代旧体诗的相关活动也很丰富，它具有超出人们想象的活力。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旧体诗能够为我们揭示出许多有关于现代文学、文化的重大命题。从精神主旨看，旧体诗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繁复景观，而且比较集中地书写了一些被现代“新文学”抛弃的生活体验和精神意趣，展现它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现代中国的精神生活，并能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现代文学”提供依据。从艺术层面看，隐含在旧体诗中的审美要素，在“现代化”大潮中，依然有它的价值。从写作的角度看，旧体诗的写作姿态有别于“新文学”，考察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样式的写作在现代中国所遭遇的压力以及存在的意义。 有鉴于旧体诗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选择了这一研究对象。本文主体部分为四章： 第一章考察的是旧体诗的文化语境。本文认为，在亦新亦旧的年代里，具备旧体诗写作能力的诗人广泛存在，他们构成了旧体诗写作的发生基础。旧体诗写作受到了时代文化语境规约。本文认为在五四时期旧体诗与新诗争斗体现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本文通过描述它们之间被忽视的争斗细节，以期突出新旧之间的暖昧。“民族”因素，一直影响着中国作家的写作。“民族”也因此成为了我们讨论现代中国文学无法绕开的话题。旧体诗更多地负载着“民族”的信息，更容易寄托“民族”的想象，本文因此从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危机两个角度，简述了旧体诗创作所受的影响。从语言的层面看，文言和白话势力的消长构成了旧体诗写作的基本背景，旧体诗写作也能反映文言、白话遇合之际的矛盾与困惑。本文描述了文言文在作家表达中的地位，以及依附于文言的思维方式，为旧体诗写作勾画了一个语言背景，试图为现代旧体诗研究探索一些“语言思路”。 第二章分析“守护的旧体诗人”和“怀乡的旧体诗人”两大旧体诗写作群体的文化认同。新文化运动之后，旧体诗写作遇到了挑战。在“守护的旧体诗人”中，有的人坚守着旧体诗的既有规范，有的人对旧体诗进行适应性改造，两类人的不同选择，意味着他们有不一样的危机意识和适应能力，本文对此作了描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决定他们从事旧体诗写作的现实依据，以及他们体现在旧体诗写作中的身份确认和文化认同。“怀乡的旧体诗人”兼擅新、旧文学创作。本文描述了他们从事旧体诗写作的基本情形，分析了人际交往、职业身份等现实因素对他们旧体诗写作的影响，从传统艺术审美方式、旧体诗的艺术表现力的角度分析了篡博士学位论文I)OCT()RAIJI)!SSliRI，八11()N他们从事旧体诗写作的原因，从“现代文学”的缺失、传统如何进入现代的角度分析了他们旧体诗写作的意义。 第二章考察现代旧体诗的写作空间。随着新文学主流地位的确立，现代旧体诗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相关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总体趋势，也相关于一种特定的写作态度和写作需要。就总体趋势而言，旧体诗中心地位的丧失和边缘地位的形成，意味着文学现代化改变了既有的文学版图和文化权势结构;就写作态度与需要而言，旧体诗从中心滑向边缘，未尚不是一种主动退守。“从中心到边缘”，是现代旧体诗发展的大动向，但滑入边缘的旧体诗，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也会被重新带入中心地带。本章描述了和分析了旧体诗被边缘化的表征;通过描述旧体诗的唱酬活动、旧体诗在精神交往中的贡献、自遣性的旧体诗写作，分析了小群体空间、私人空间与旧体诗写作的关系;通过描述乡村旧体诗社的活动，展示诗社对旧体诗写作空间的营造;通过描述“怀安诗社”对旧体诗的改造和“新华日报”对旧体诗的利用，分析被带入中心(前景)的“旧形式”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变化。 第四章简述了旧体诗的一类精神取向。现代旧体诗作数量非常庞大，体现在旧体诗中的主体精神非常丰富，本文只从有限的层面入手，探究旧体诗中的某些精神主题，把它们归为两人类。文章注重的不是描述的全面性，更重视的是通过“旧格调”和“真精神”两个范畴，来描述和让析现代中国精神，试图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新旧”、“优劣”等二元判断。 由于旧体诗多数属于“自娱白乐”的创作，本论文根据研究对象的这一特性，主要采取文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高度重视对原始资料的阅读、抄录和整理，目的是使自己的立论建立在较为丰富、充足的资料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