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与“开启民智”的启蒙浪潮中,新式印刷技术与出版业发展为知识的大众化、普及化提供关键动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印刷出版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试图通过国家语言规划、常识知识生产、公共图书馆建设和大众阅读推广活动,达成规训民众、国家政权建设的政治目的。与此同时,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蓝图将大众启蒙作为一项群众动员展开,凭借印刷出版的生产与接合力量,发动大众,唤起大众的革命动力。知识的大众化进程成为唤醒人民的斗争场域。本文将以1930年代印刷出版业参与知识普及事业为线索,探究印刷出版在知识生产、流通、接受层面的大众化实践。首先梳理“大众”“大众化”概念自晚清以降的话语变迁以及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解决知识的大众普及何以在当时成为政权和知识分子探索中国社会出路的问题域。在知识的符号生产层面,本文重点考察印刷技术如何影响1930年代语言文字大众化进程的部分走向。技术革新与创制印刷语言的冲动揭示出语文普及的“印刷逻辑”。统一的语言规划和国家政权推动铸造文字生产工具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印刷也是革命者开展新文字普及与动员教育的有力武器。在知识的内容生产领域,随着民族存亡危机迫近,国家政权、知识分子和出版业致力于为大众制造国耻、国防与救亡的常识,常识生产成为国家进行战争动员的重要手段。当常识文本进入公共流通,基层图书馆将书籍传递至社会深层肌理,为大众创制公共文化生活。图书馆建设被纳入国家基层统治与地方行政事务。印刷赋予知识以物理形态,出版产业介入图书馆事业,逐步形塑知识向公众流通。本文最后一部分考察作为读者的大众如何被国家、知识权威和出版市场塑造日常阅读体验。通过大众阅读推广活动和阅读指导,读书将人生出路与国家建设或革命道路紧密相连。通过以上各环节的大众化实践,人们的知识生活逐渐走向政治化。总体而言,本文以印刷出版为线索,运用档案、日记、地方志、报刊、广告与书目等文献史料,从知识的符号/内容生产、公共流通与大众的知识接受环节对1930年代知识大众化进行考察,尝试系统展现印刷出版实践在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构造出的社会文化与教育图景。它既内在于20世纪知识分子“走向大众”的政治探索,又以独特的方式为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建设打下根基。1930年代的知识大众化进程表明,印刷出版发挥的生产与接合力量是国家建设与社会动员的重要推动力,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亦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