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美贸易战打响以来,高新科技行业以及技术规则的制定权愈来愈成为中美竞争的主战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华为及华为5G技术施以禁令来遏制中国崛起,并且在全球进行施压与极力推行,这一事件不仅成为了中美摩擦的关键问题,同时也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各大主流媒体对这一国际热点事件纷纷进行了报道并表现出了各自的报道倾向。本文试图以美国的华为5G禁令为研究对象,以美国三大主流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及《华盛顿邮报》为样本来源,以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禁令施行一年期间含有“HUAWEI”“5G”“BAN”关键词的新闻报道为主要样本来进行对比探究。为此,笔者首先在框架理论的基础上对以上样本进行了内容分析以及高层次框架归纳,接着以甘姆森“诠释包裹”理论为研究路径,从“框架策略”和“推理策略”两个层面对样本进行框架上的“符号矩阵”分析。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本文旨在窥视美国主流媒体关于涉华议题的报道偏向性以及三大主流报纸各自的报道特点和分化情况,并借此丰富框架理论和“诠释包裹”理论。同时,本文尝试从意识形态、党派立场和受众市场等层面来对上述发现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以便帮助受众更好地在“美国标准”下的国际舆论场中辨清方向。笔者在经过内容分析后发现,三大报纸关于禁令的报道数量均呈现曲折下降的趋势,报道体裁均以通讯为主,报道立场以偏见报道居多,报道信源多来自美方政界,且报道主题多聚焦于美国措施及第三国立场。比较来看,《纽约时报》对该事件的报道数量最多,政府官员引用率最高,平衡报道倾向相对明显;《华尔街日报》对华为应对举措等相关主题较为关注,以商业人士为主要信源,客观报道占比相对较高;《华盛顿邮报》对事件的报道数量最低,信源多为政党人士和专家学者,报道主题单一,报道偏见性较为明显。在经过以上分析及框架归纳后不难发现,美国三大报纸关于禁令报道有以下五大高层次框架,即“华为风险”“推行受阻”“美企受损”“利弊难断”及“适得其反”框架。其中,“华为风险”是新闻报道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框架。笔者在经过“符号矩阵”分析后进一步发现,“华为风险”框架在三大报纸关于禁令报道的不同时期均有出现,反映了美国主流报纸显著的“中国威胁论”论调。具体来看,在禁令前、中及后期,《纽约时报》的框架为“华为威胁”“推行受阻”及“推行受阻”,体现了该报先解释起因,再强调过程及结果的建构思路,《华尔街日报》的框架为“美企受损”“华为威胁”及“推行受阻”,反映了该报先强调影响,再诉诸起因,最后呈现结果的建构思路,《华盛顿邮报》的框架则为“利弊难断”“适得其反”及“华为威胁”,体现了该报先强化争议,再呈现结果,最后解释起因的建构思路。经过对诠释框架及符号要素进一步分析后笔者还发现,三大报纸有着为国家服务的职能,因意识形态和中国崛起等原因对中国及华为都存在着报道偏见。但具体来看,三大报纸又因受党派倾向和受众市场的影响体现了不同的报道特点以及保守主义偏向,如《纽约时报》以社会上层政治人士为主要受众,更倾向于从国家及意识形态层面来表达政界主流立场,并塑造出了在中国“专制政权”孕育下的“危险”华为形象,但同时该报还具有民主党派倾向,因此偏向于将问题矛头指向办事不利的共和党政府;《华尔街日报》以商业人士和金融大亨为主要受众,擅长从专业角度进行分析并强调企业利益,通过多次展现华为的反击举措塑造了野心勃勃但充满危机处理意识与实力的更为丰满的跨国企业形象,但与此同时该报还具有共和党倾向,因此将事件的责任多归咎于外部原因而非共和党政府本身,如华为的有效反击;《华盛顿邮报》以政界人士和利益集团为主要受众,且在两党之间寻求中间立场,因此对华为“威胁”予以肯定的同时,对禁令的态度与责任归咎却显得较为摇摆和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