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文化交流史和现今所有的历史文献两个角度出发对“格义”的含义进行了议定。本文主要的观点认为“格义”首先是一种文化交流和融合史上一种特有的现象,就其本质含义而言是指一种外来文化借助本土文化思想不断本土化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说的中国化,所以本文甚至认为佛学的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佛学不断“格义”中土文化的过程。就本文所研究的范围而言,当然不可能涉及整个佛教史,所以本文选择的上限自然是从佛教入华起,而下限则定在涅槃学最初传播阶段止。原因是本文认为佛学的中国化在僧肇和道生这里具备了基本的模式,之后的发展脱离不了这种模式,当然佛学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之后也就无所谓格量了,也无所谓内外。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是以一种类同本土民间信仰的形式存在。它的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开端应该在汉末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传入的佛学之后。他二人一个传播了小乘禅数学,一个传播了大乘般若学。前者因为类似本土道家的某些形态,在当时就比较流行。但是真正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则属支谶所传的般若学。不过正是在二人的传译过程中“格义”出现了,这是他们转译经文必然伴随的现象,就是说他们必须借助本土文化的语言文字乃至思想观念来转译和传授佛学义理。这种做法不仅仅是一种无奈的做法,实际上安世高和支谶等人有意为之的结果。我会看到一种主动性,佛教学者主动借助本土文化思想来传播佛学。因为,对于早期的佛学传播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便于转译,便于传授。不过,随着本土学僧的壮大,这一做法的弊端便日益显现出来。以道安为首的僧徒极度想扭转这一局面,他们做了这样的工作：广泛搜集对堪已经传译的经文；极力邀请或促成西来的外国僧人的译经事业；同时,积极借助本土玄学思想来会通般若学。同样的,这个时期的格义在合校经文和会通思想两个方面都存在,只不过这一过程更为主动,同本土思想的交流碰撞也更为深入。六家七宗所努力的结果就就是罗什的“新译”和僧肇的《肇论》。罗什来华是件划时代的事件。罗什的译文达到了信达雅的高度,不仅纠正了以往学者的众多错误,同时也成为译经史上的典范。他的高足僧肇正是在他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并以本土语言对般若学思想做了总结,并且回应了当时的思想主流——玄学。这种对玄学回应,或者说六家的回应本质上还是对本土思想的借助,或者甚至说这基本已经独立成为佛教学者所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说作为本土佛教学者不得不去思考如何应对本土思想的问题,不得不去回应这些问题。如果说僧肇是既往,那么道生就是开来。一种文化要想本土化,不仅仅要做到深入准确的理解和阐释,更要的是要有独立的问题意识和主动性的选择。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格义”,因为这种问题意识和文化方向的选择正是在本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