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顶层设计赋予了内在动力。通过“信息扶贫”,新媒体技术的介入不仅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的结构和内容,不断解构与重构着乡村传播的格局。在新媒介赋权之下,生发出自我赋权、组织赋权、群体赋权等,人们在表达、沟通、对话的公共空间中自我组织,同时赋予其行动力,乡村的振兴处在历史的绝佳机遇。本文以“信息扶贫”为背景,以新媒介赋权为理论切入点,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究“信息扶贫”在媒介环境、社会格局、文化衍生三个维度之下的数字乡村建设,分析新媒介如何重构乡村传播格局,又如何强调村民的媒介赋权反作用于数字乡村的建设发展,以此对当前的信息扶贫工作提出反思与建议,补齐精准扶贫的信息短板。本研究选取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团结村为田野调查对象,观察“信息扶贫”开展下媒介秩序的修复与乡村传播格局的重组如何作用于数字化乡村建设。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随着“信息扶贫”政策的落实,首先推动了乡村的通讯技术发展,将媒介推广变为村民的日常需求。其次,媒介环境的改善使村民的自我意识被激发、释放,在新媒介赋权的背景下,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被颠覆、重构。多元主体在动态的博弈平衡中共同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播中来。其三,从传播对象上看,基于“信息扶贫”政策下媒介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媒介技术高速介入也引发了媒介语境下的文化困境,留守群体的媒介依赖以及无序混乱的媒介自主。从扶贫工作的角度来看,媒介角色偏离扶贫理念,扶贫工作出现信息不对口以及隐形贫困主体的显现,忽略了以熟人网络、人际传播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此外,在注重技术引进的同时,应注重思考如何使乡村媒介技术与媒介素养协同并行,反思数字反哺在提高村民媒介素养的反作用力,重视数字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所赋予人们的见机而作、因时制宜、临机应变的能力,最终达到数字乡村建设的目的,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