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感于外来文化的侵略和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矫枉过正,贺麟开启了对儒学思想的现代化建构,他通过儒学的现代化作为寻找民族自信的契机,成为了现代新儒家后来居上的学者。他总结了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思想发展的得失,希望通过构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使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能够重焕生机。贺麟的新儒学,以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为根基,吸取西方思辩哲学的理性主义,同时结合了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他所创立的新儒学吸取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和西方古典主义哲学,他的理论体系既有浓厚的哲学思考,又有很深刻的现实关怀。他通过西方的哲学、宗教、艺术与儒家思想的理学、礼教、诗教相结合,并结合现代社会的需要,给予以杨朱为代表的的利己主义、墨子的兼爱思想以新的道德价值,揭示了西方理性思潮下的伦理理想和人文关怀。贺麟充分借鉴了中外许多哲学家的思想的长处,创立了以“心”为基础、以古今中外文化为用的思想体系。他用体用、知行、时空的结构来对文化进行分析,对鸦片战争以后的的“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等各种文化主张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新儒学思想建构的新的途径和方向。他用时空观来揭示“理”的永恒不变,以及“理”与“心”,客观与主观、内在的“心”与外在的“理”的关系。在方法论上提出辩证法与辩证观、直觉主义和对东西文化的调和的方法。贺麟以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反思儒家思想对人与社会的关切,以为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为目的。道德理想主义是其新儒学思想的基础,理想主义和自我实现是其思想的主要特征。在意志自由方面,他坚持从唯心论到理想主义,把理想或理性作为意志自由的实现方式,把意志自由的实现描述为人的意志、物的意志和宇宙的意志的合一。他的知行合一学说,同样是以道德为中心,寻找知行的契合点,将自然的知行合一转化成价值的知行合一。他的贡献在于以开放的、新颖的诠释方法,对儒家思想做了颇富开创性的建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