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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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市场在整个市场经济中愈发处于基础性、支柱性的地位,成为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力保障。正因如此,日益增多的各类不规范获取、使用贷款行为以及金融诈骗行为给金融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带来了系统性风险。为此,我国于1995年以及2006年相继规定了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两种犯罪以规范和处罚两类相似的金融犯罪行为。然而,司法实践中除了对两罪的积极适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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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市场在整个市场经济中愈发处于基础性、支柱性的地位,成为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力保障。正因如此,日益增多的各类不规范获取、使用贷款行为以及金融诈骗行为给金融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带来了系统性风险。为此,我国于1995年以及2006年相继规定了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两种犯罪以规范和处罚两类相似的金融犯罪行为。然而,司法实践中除了对两罪的积极适用,客观上也存在对两者的不当认定与混淆,导致现实中“行不当罪、罪不当罚”现象的出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两种犯罪的认定、区分标准把握不当。由此,对两罪的进一步厘清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希图通过将所选取的疑难案例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入研究,更进一步厘清法理之辨,统一法律适用与司法认定标准,并对实践进行有益的匡正与指导。全文共28000余字,除引言、结语部分外,正文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案件基本情况的简述。首先介绍所选案例的基本案情:行为人耿某军因不具备贷款申请资格,遂借用其弟耿某运名义,与耿某运共同采取虚构贷款理由、贷款证明文件以及提供部分虚假担保的手段,骗取银行贷款进行商业投资、对外借贷以及个人使用,导致贷款无法偿还。其次,阐释案件的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是耿某军与耿某运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共同犯罪;第二种意见是耿某军与耿某运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的共同犯罪;第三种意见是耿某军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耿某运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两者在骗取贷款罪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分歧的核心在于本案中二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以及二人共同犯罪的形态认定。最后总结争议焦点:第一,本案中是否可以认定贷款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第二,本案中是否可以认定目的犯共同犯罪。第二部分是相关法理问题的分析。首先,以两罪在犯罪构成方面的比较为基础,得出两罪以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为区分关键的结论;梳理“非法占有”内涵的相关理论学说,得出应当在现阶段坚持“不法所有说”的结论;通过对非法占有目认定标准的系统梳理与辨析,总结出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坚持综合判断、行为时判断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认定标准。其次,取贷款诈骗罪所属刑法理论中目的犯之视角,对目的犯在类型化划分下所得出的断绝的结果犯、短缩的二行为犯之类型划分进行概述,明确“非法占有目的”在断绝的结果犯中属于主观方面故意内容的体系地位。最后,通过对两种类型目的犯中目的体系地位进行区别以及所发挥实质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包含“非法占有目的”要素的犯罪的共同犯罪认定需要共同犯罪人形成自身目的与故意的结论。第三部分是对于本案的分析与结论。本案中耿某军、耿某运二人应当成立骗取贷款罪的共同犯罪。二人的行为均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即使依据不同情节和判断标准可以认定耿某军的非法占有目的成立,对于耿某运单纯“借名”行为亦不能认定其具备该目的,因而只能认定耿某运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两者在骗取贷款罪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第四部分是本案的研究启示。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当采取综合判断、行为时判断和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对于目的犯认定应当坚持对目的之类型划分与区别认定;对于“借名”行为应当坚持形式与实质判断相结合、法律规范与社会判断相结合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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