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不断加深,作为当今社会污染重要来源的企业在社会公众之中获得了更多的焦点。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需要“看得见的手”进行强制干预,作为环境管理手段之一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应运而生。首先本文梳理了自1989年以来几乎所有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政策。接着,本文尽可能全地搜集了 2008—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书和可持续发展报告5022份,通过构建的六个维度57个二级指标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对搜集到的报告进行环境信息内容的打分,最终通过赋权加总构成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数据。然后,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总体以及分行业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评价,呈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发展及现状,并反映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效果。进一步地,对自主构建并打分量化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因素当中的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以及管理层持股分别对前面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通过政策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政策的完善度有待提升;(2)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水平低下、质量参差不齐,在披露水平上不同企业以及不同行业之间均有极大差别;(3)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4)股权集中度能够显著抑制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独立董事比例能够显著抑制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而董事会规模和管理层持股并不存在对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价值二者的调节效应。本文可能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在数据和样本量上更加全面。以往文献选定的研究对象仅仅是重污染行业,或者是当中的某一特定行业。而本文站在整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角度,尽最大可能全面地手工搜集了所有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并对其进行报告阅读以及按照自建的指标打分,最终得到了 2008—2016年887家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数据。第二,指标体系构建较以往文献更全面。参考已有的环境信息披露指引,GRI标准,以及相关文献,构建了环境信息披露指标体系,一共包含57项指标,如此一来可以更加全面了解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真实情况。第三,研究视角更加新颖。较多文献从公司治理对企业价值或者公司治理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而本文引入公司治理是进一步验证它在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存在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