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的问题不论是在西方哲学研究还是中国哲学研究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先秦时期荀子的性恶论较为受争议,因为在荀子的人性论哲学中,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如果人的本性是恶的,那又如何能“成禹”呢?这看起来矛盾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荀子道德哲学中,它们之间必定有一个可转化的机制,而荀子在《性恶篇》里也给出了转化的答案,即“圣人”用“礼义”“化性起伪”。但在“性恶”的大前提下,“圣人”与“礼义”是如何产生的呢?有了礼义和圣人之后“化性起伪”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把礼义作为介点,通过“礼义前社会”和“礼义社会”的区分,分别探讨在两个社会阶段荀子道德哲学“善的来源”问题。在“礼义前社会”善的来源问题,即探讨圣人和“礼义”产生的问题,在“礼义社会”善的来源问题则探讨圣人是如何用“礼义”教化民众的。在荀子的“性”中不仅仅包含着固有的基本生理欲望,还有人天生的理性思维和心的征知作用,以及有着潜在的善的可能等内容。而这些内在因素不仅可以成为恶的来源,也可以成为善的来源的内在因素,因此荀子道德哲学中善的来源有内外两个方面,外在方面是由于圣人的“礼义”教化,内在方面是探讨人性中可以教化的内在原因。在“礼义前社会”时期,圣人与常人之性是无异的,但这是在质上的无异,圣人的性中也包含着基本生理欲望,理性思维和征知作用等,在量上却是有差别的。正是那些比常人有着更少的基本欲望和更强大的理性能力和征知能力,并且想要适当维护自己生存利益的制定出了最初的“礼义”的人,才被称为圣人。有了礼义和圣人之后,便进入了“礼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阶段,善的来源问题主要集中在民众如何能“化性起伪”。“礼义社会”的善的来源机制要比“礼义前社会”复杂的多,不仅要接收外在的“礼义”因素影响,还要依靠内在的因素与其发生反应,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才能导致最后善的行为的产生。这些内外因素在两个社会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共同构成了荀子道德哲学中“善”的多重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