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中所制作的文书，在我国的民事审判的实际操作中，法官审理相关案件时大多都是将道路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作为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直接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较大范围地超出了证据的范畴，其基本上也成为了该类案件在审理中的“先行判决”。然而为什么会出现此类问题呢？其主要是因为人民法院在受理该类案件之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就已经根据交通事故发生时的情况，对当事人的行为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予以了界定，确定了当事人的责任，即为在法院前面履行了本应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相应职责。那么，道路事故认定书究竟在民事审判中属于何种性质呢？其是否必然成为法院在审理该类民事案件中的裁判依据？当该类认定书有明显错误时，法院能否在判决中对其予以否认，推翻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呢？笔者在此疑问的基础上运用凯尔森的法律规范体系理论层层递进，从个别规范与一般规范的角度对道路交通法与民事法律的关系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得出结论即其两者都为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动态效力链条的一个结点，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层面，其对民事审判并不具有必然的指导意义，应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界定为证据，使其在民事诉讼中起“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因此，从内容和程序上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都应该改革，并且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在法治建设中应该运用法律效力体系理论，构建一个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社会秩序”，以保证我国社会整体有序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