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产权理论、股利代理理论和自由现金流量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和国有资本分红政策的背景,将上市公司的收益分配政策、企业性质差异、代理成本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就现金分红对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企业性质差异在其中的不同体现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分样本对现金分红影响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理论分析发现,现代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管理层与股东的冲突。反映在代理成本问题上,即当公司治理制度不能对管理层的经营成果做出补偿和激励时,就会引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即管理层采取较为隐蔽的手段如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为自己谋取私利。但是可以通过现金分红政策降低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层的可控自由现金流来有效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分红与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关系,即上市公司通过向股东分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层利用可供自由支配的现金从事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现金分红削弱了管理层对自由现金流的掌控力,而通过外部渠道获得的资金又受到监管部门投资者等多方面监管,难以被管理层利用谋取私利。但相较于在职消费,分红对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较为薄弱。这是因为自由现金流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但现有的半强制现金分红政策导致现金分红难以高效地降低自由现金流水平,所以在加大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同时,制约了现金股利政策对代理成本的抑制效果。通过样本间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现金分红对过度投资、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上,国有控制企业样本优于非国有控制企业样本。这说明在当前资源、政策都在向国有控制企业倾斜的情况下,国有控制企业的受监管程度更高,公司治理更为规范,通过现金分红更能有效抑制其代理成本,提高治理效果。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公司治理效果具有一定意义,同时也为如何优化上市公司利益分配、提高代理效率和公司治理效率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