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府治理的新方法，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和响应，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汇聚成一股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浪潮。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打破了全能政府的神话，注重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市场化手段的应用，对多国的公共行政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活动的实践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进行深刻的反思。公共服务既包括有形的“物质”，也包括无形的“服务”，同时具备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可分离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理论基础。近年来我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压力、政治压力和国际推动力等是推进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进程的主要动力，深圳、北京、南京、上海等经济较发达城市成为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活动开展的典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特征包括内容不断扩展、逐渐靠近权力中心，地区差异显著和地方政府的改革尝试等三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对我国来讲，有其积极意义：包括降低行政成本，建设廉价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数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遭遇到一系列的困境，主要包括理论基础匮乏，缺乏根植于我国行政环境的理论指导；相关阻力因素，包括法规建设滞后、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不成熟和相关利益主体的阻碍；过高的成本，包括购买成本、交易成本和其他成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风险增加；政府能力困境等。进行理论更新、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理论，政府与公众树立正确的观念、摆脱不当观念的束缚，建构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法律、法规与制度体系，完善技术供给与更新、发展外包新技术，建立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机制、建立公私部门伙伴关系等五大方面，是相关困境的主要突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