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资、投资和利润分配是每个公司不断进行的循环，企业必须面对的三大财务决策就是筹资方式的选择、投资项目的选择和股利政策的制定。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只有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才能够进行投资，通过投资获得的项目收益是制定股利政策的基础，股利分配政策又会影响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考虑到投资效率、自由现金流、政府干预等因素，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本文从股利信号理论出发，认为企业派发现金股利能向投资者传递管理层对企业未来前景良好的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从而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特别是减少投资不足行为的发生。　　本文首先国内外学者有关投资效率、融资约束以及股利政策的文献进行回顾和整理，然后对相关投资理论和股利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点提出本文假设。最后，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Richardson的投资期望模型、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运用 stata软件进行统计检验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的现象，相对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的现象更加普遍。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利息保障倍数、经营性现金流、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构建多元融资约束指标KZ，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时，企业投资不足的现象就越严重；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弱时，企业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且股利政策能够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发挥信号传递功能，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的盈利能力及未来发展前景的信息，改善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缓解融资约束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一方面，存在投资不足的企业中，较高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投资不足的加剧，抑制企业投资不足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存在过度投资的企业中，现金股利同时能够发挥代理成本理论的作用，在缓解融资约束的同时，改善由自由现金流量富裕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