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正如习主席所说“我们现在是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近的时候”,因此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的改变了地区的力量格局。尤其是对于日本来讲,中国的崛起直接冲击了其亚洲第一强国的地位。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中日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还有较大差距,但是从经济总量来讲已经超越日本。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亚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想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而从日本方面来看,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的经济依然陷于低迷的状态,如何重振日本经济是历届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下,两国实力的不断接近使得日本的不安全感不断增加,尽管这种不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但是这已经足以让日本为此做出最坏的打算。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保证日本的安全,变成了日本对外战略的重点。中日之间陷入了历史上一再重演的“安全困境”。由于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反省不够,中日之间也从未建立真正的互信,而日本的“右翼势力”为了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不断在历史问题上反复,日本政局的动荡也使得日本的对华政策没有连续性,中日关系不断上演“结冰”与“融冰”的轮回。中国的顺利崛起有赖于良好的周边环境,如何把中日关系的发展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为中国的发展最大程度的减少障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将在“安全困境”的框架之下对中日关系进行分析,对安全困境的产生以及国家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于中日关系的变化及其走向进行分析。安全困境实际上是一国的强大导致了另一国的恐慌,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国家首先要保证的是安全问题,因此,当一国强大之时会引发本国本能的恐慌,从而采取反制措施,比如增加军备、结盟等方式来增强本国的安全,但是这又反过来使得另一国开始采取同样的措施以保证本国的安全。在这种情景之下,国家认为只有自己比另一国强大之时本国才会安全,这就使得两国之间发生激烈的安全竞争。安全困境的产生往往是均势失衡的一种状态,只不过这种状态是国家在本国领土的范围之内发生的。国家崛起恰恰就符合这种状态,一国的崛起就是一个国家实力不断增加的过程。以往的很多国家崛起采取了武力的方式,这自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恐慌,即使在今天,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依然不能打消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疑虑。中日安全困境正是在中国实力不断强大的背景之下出现的。2010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文化等实力都得到了长足的进展,日本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中日之间从未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地理上的临近又使得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放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然而然的采取了制衡中国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修改宪法为自卫队解禁,谋求成为政治大国,与此同时不断加强日美同盟,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围堵。这些措施使得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进一步升级。其实平心静气的来看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只是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了日本,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地理大国来看,拥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是很正常的。按照人均GDP来看中国依然远远落后于日本。而中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却面临着创新能力不足、国内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有待调整等诸多问题。因此,中国没有在客观上对日本造成威胁,也没有威胁日本的主观愿望。如果日本采取这种悲观现实主义的思考方式,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只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文章对中国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也进行了分析。从大国崛起的历程来看,总是要遭到各方的猜疑,因为其他国家对一个新兴大国总是充满疑虑。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崛起、崛起后会实施什么样外交政策等问题,都会成为为他国家关注的焦点。中国面临着国际社会的融入问题。这是大国成长历程的必经之路。因此中国要调整好心态,正确的看待来自各方的质疑,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上,继续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实力的强盛。与此同时,继续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把军队打造成为国家崛起保驾护航的强大后盾。对于中日关系的危机,要想彻底改变中日目前的状态就要从建立两国之间的互信开始,但是互信的建立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中日之间会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发生冲突,甚至会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当务之急是建立中日之间的危机管理机制,在两国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领域--钓鱼岛问题上进行危机管控。两国本着追求有限目标、为对方着想、在非核心利益上让步的原则下进行妥善处理。与此同时,中国可以充分利用美国既不愿中国过于强大又不允许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的心理,发挥美国的“安全阀”作用,在关键时刻对日本的过激行为进行管制。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