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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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处于绿色经济转型的时期,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制造业的绿色发展,相比之下,服务业的绿色发展较容易被忽略。当前我国进入了以服务业作为行业“领头羊”的发展阶段,强调绿色发展成为追求服务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经济内在结构发展的必然后果,也是相关政策对经济结构和升级的重要促进作用。历年来,我国各地区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绿色经济效率差别较大,而在防止相关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效率的过程中,政府有效环境规制的实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发展,我国环境规制分类的方式日益繁多,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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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处于绿色经济转型的时期,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制造业的绿色发展,相比之下,服务业的绿色发展较容易被忽略。当前我国进入了以服务业作为行业“领头羊”的发展阶段,强调绿色发展成为追求服务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经济内在结构发展的必然后果,也是相关政策对经济结构和升级的重要促进作用。历年来,我国各地区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绿色经济效率差别较大,而在防止相关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效率的过程中,政府有效环境规制的实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发展,我国环境规制分类的方式日益繁多,不同的环境规制对服务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考虑环境规制异质性的一种分类方式,并将服务业绿色TFP指数作为服务业绿色经济效率的衡量指标,将二者纳入同一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服务业绿色TFP指数的影响效应。
首先,本文对服务业绿色TFP指数的测算方法以及环境规制对服务业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并进一步就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服务业绿色TFP指数影响的机理进行分析。然后运用基于EBM距离函数的ML指数法测算了全国30个省市的服务业绿色TFP指数,并利用2005至2015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探究异质的环境规制对服务业绿色TFP指数的效应。本文实证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服务业绿色TFP指数的影响效应呈U型结构,且改善服务业发展水平可以提高服务业绿色TFP指数;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服务业TFP指数产生促进效应,且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会削弱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服务业TFP指数的促进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进行东中西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除东部地区之外,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服务业TFP指数的传导机制是有差异且相互独立的。最后,将服务业绿色TFP指数分解成技术进步指数以及效率变化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到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是通过影响技术进步来作用于服务业绿色TFP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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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直接度量公司特质性信息,导致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股价同步性(R2)差异是否来源于公司特质性信息多寡存在争议。决定市场运行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信息披露,若要改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各种问题,优化信息披露方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增强信息传递效率,提高市场有效性,降低金融市场风险。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交媒体在信息传递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多上市公司选择官方微信公众号作为信息披露的补充渠道,披露了较多的特质性信息,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判断股价同步性差异产生的原因。
本文采用微信作为最具代
本文以中国数据为例,控制户主的年龄、性别等会对家庭金融产品购买产生显著性影响的变量,以研究家庭金融产品的购买情况是否会被家庭户主的五大人格特征所影响。本文基于2010、2012、2014和2016年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相关情况的追踪调查数据(CFPS)和“大五”人格理论,建立了人格特征的五大维度,分别为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严谨性。其中户主的人格特征和其他个人信息的数据来自于CFPS成人问卷,家庭金融资产持有情况数据来自于CFPS家庭问卷。本文用家庭代码和个人代码来匹配来自于以上两个不同数据库
房产财富在家庭财富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近些年,受房地产市场改革的影响,房价不断上涨使居民在住房层面获得了意外的财富增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微观个体的行为和相应结果。事实上,住房财富的增值加剧了家户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而教育回报与家庭财富密切相关,这种“意外之财”是否会对教育成果产生影响,房产财富的不平等是否会实现代际间的传递,成为了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为了对这一问题有清晰的认识,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在2010和2014两年
近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越发丰富,肥胖问题在成年人中越来越普遍。为了缓解肥胖症的蔓延,减轻医疗负担,本文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估计结果。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合工具变量的研究方法,我们发现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对成人的BMI值和超重的概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论证了绿地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居民健康具有明显的益处。对子样本的分析结果提供了异质性的证据。首先,在男性和女性之中,男性的体重更易受城市公园绿地的影响。而对女性而言,因为存在一些不可观测因
长期以来,有不少金融学者还有金融机构关注并且研究两个或者多个证券市场间产生的联动性。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地扩大其向外部开放的程度,内地的资本市场从零开始到初具规模且在不断完善。进入21世纪以后,金融加快全球化的进程。经过了多年的改革,我国内地的证券市场终于厚积薄发,比如上交所,2000年初,上证A股平均每天的成交额尚无百亿元人民币,而到了2015年,一天的交易额就大于一万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我国内地证券市场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我国内地证券市场的体量在全球的排名靠前,
本文将1999年中国实施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作为外生冲击,运用年龄队列和学历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实施以来对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学历——职位匹配的影响。基于自我评估法的测度结果表明,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后中国大学生学历——职位向下错配群体规模不断增加,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的学历向下错配比率最高,在划分学历向下错配等级为严重错配,中度错配和轻度错配之后发现,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中学历与就业低配者多为轻度错配。双重差分回归估计结果显示,高校扩招政策显著增加了大学生学历——职
我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导致碳排放问题严峻的关键因素之一,电力部门作为我国煤炭能源消耗最为密集和碳排放最为严重的部门,能源投入结构的调整与转型迫在眉睫。一方面,随着我国不断出台政策和法规,电源结构绿色化转型不断加快,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发电技术发展得尤为迅猛;另一方面,应电改九号文要求,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电价市场化改革作为其中的核心环节,会直接影响到电价水平的高低。未来,电力部门将实现市场化改革的目标,电源结构优化带来的碳减排效果势必与当前定价机制下有所不同,
政府鼓励人们减少使用私家车出行,而更多的使用主动模式(主要是步行和骑车)及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项呼吁旨在减少污染排放和增进人口健康。许多文献讨论了出行模式与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但很少学者研究健康状况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4年至2015年的数据,通过建立多项逻辑模型(MultinomialLogit Model,MNL)来识别个人健康指标如何影响通勤方式的选择。总体而言,本文发现个人健康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通勤模式的选择。以机动车(包含小汽车、出租车和摩托车)作为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但出口企业普遍面临低质低价、低附加值等问题,因此出口产品质量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国际贸易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伴随着出口贸易额的飞速增长,我国交通运输网络体系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尤其是近年来高铁网络大规模建设,这在推动我国外贸出口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外部效应,帮助企业更好地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本文探讨了高铁开通如何作用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为外贸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布局提供了更为科学客观的依据。
本文结合2000-2013
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实力与地位的体现,长期以来我国都高度重视,以期改变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近年来,我国高端制造业规模不断发展变大,已然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然而目前,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如技术受限、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比较低端位置等许多问题,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无疑给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又带来了新的难题。因此,急需探索和开辟新的市场,而“一带一路”倡议正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此背景下,从全局视角来分析“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竞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