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初社会变迁鼓荡下的思想界变动不居,王舟瑶因应不同阶段的思想言说,其思想和学术的流变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1858年至1888年浸润于词章、考据;1889年至1895年间理学思想渐趋成型;自1895年始经历了由在传统中向在传统外的剧变,注重讲求经世及实践;辛亥之后至1925年则以遗民身份蛰居待变。本文即据此思想流变之分期,探究近代中国儒学正统地位丧失过程中,王舟瑶是如何适应时代变迁自我调适儒学的。王氏一度刻意凸显理学家身份,回避汉学背景,故文章第一部分试图重建其青年时期的思想世界,辨析“以宋五子为体”,而许慎、郑玄仅为“游艺之资”的“回溯性记忆”不尽合于史实,进而指出其时应以汉学为主,而私下以理学与学友相砥砺。学术内在理路的发展及基于共同对付西学的挑战,王舟瑶的学术兴趣由汉学转向宋学,在制度化后的理学方向的导引下,其理学思想只得从持敬入手,偏重道德修养。同时,西学不断挤压儒学生存空间,原先的程朱陆王之辨、汉宋之争在中西、新旧的对立下走向了融合。甲午之役后,王舟瑶的知识结构逐渐西化,至庚子后,其变法逻辑遂由“在传统中变”走向“在传统外变”。在此语境下,王氏打破旧的道德伦理秩序,以西方伦理学为蓝图着手改造儒学核心思想,重建礼教秩序,但道德意识的转换绝非走向西方现代伦理,“中体西用”始终是其对接中西的根本原则,尝试新造传统的行为仅仅是为保持儒学正统地位而不得已向新学说持更开放的态度而已。“国变”后,王舟瑶一面透过文化、生活、政治性仪式塑造遗民身份,一面又在日常和实践中始终践行早已在国家层面丧失了正统地位的儒学,以身隐心不隐式的姿态以图重振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