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翻译研究空前繁荣,然而却又不平衡。首先,就总体而言,现有的翻译研究多是关注翻译的本质、标准、技巧和策略等,从宏观角度研究翻译的理论比从微观方面研究的要少的多。其次,现有的译论多是关注翻译的文本,较少关注翻译活动中最为活跃的要素—译者。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不是倾向于原文就是倾向于译文。再次,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发现了译者,译者主体性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课题。从那时起,不少译论者指出了译者主体性作用的重要性,然而,在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提出之前,相关的论述和研究中尚未见到有系统地阐明译者是怎样具体地主导翻译活动的,特别是未见到针对译者主导行为特征和制约机制的专题研究。胡庚申首次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原则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来。他从译者的角度将翻译定义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简单讲,翻译就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翻译活动中无论的“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来完成的。其中“适应”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译者集适应与选择于一身,体现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译者为中心”的核心概念。译者的选择与适应主要分为译者对“需要”、“能力”和“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适应(胡庚申,2004:220)。本文试在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框架内研究分析杨宪益先生翻译的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作者选择这个译本的原因,首先在于此译本已经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它被看作是成功翻译的典范,深受读者喜爱并得到了译界很高的评价,译者本人也是享誉国内外的翻译大师。可以说译本和译者都成功地经受了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此外,现有大量的关于译者生活、教养背景、思想和译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信息,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译者在《卖花女》翻译中所做出的适应和选择。文中,作者试着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杨宪益决定翻译《卖花女》?杨宪益是如何翻译它的?研究之后作者发现,杨宪益之所以决定翻译《卖花女》是出于对内在和外在需要以及对能力的适应和选择。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中国的文化事业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一方面我们的民族文化需要得到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急需从外国引进新鲜血液来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爱国翻译家杨宪益视翻译为实现他文化交流传播梦想的途径而非一项工作。他热爱文学和文化,热爱文化交流,并长期致力于繁荣祖国文化和中文与外国的文化交流工作中。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深受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的喜爱,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杨宪益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让中国读者也能领略这位戏剧大师的语言魅力。杨宪益的双语和双文化知识和长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使他具备将这个作品翻译成汉语的能力。在翻译过程中,他实现了语言、文化和交际的三维转换,综合运用了同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从文中抽取的译例研究表明这是一部整合适应度很高的作品。本文的研究意义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本文是从宏观角度研究杨宪益的《卖花女》,试将《卖花女》翻译的所有因素都纳入研究范围中。其次,与以前其他学者对杨译《卖花女》的研究不同,本文重点研究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