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关于应收账款质押通知效力问题与实现机制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同案不同判现象,众所周知,司法行为是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的延伸与运用: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的是应收账款质权设立采取的是“书面合同+登记”公示方式,然而通知作为连接质权设立以及质权实现最为重要的一环,我国的法律并无相关的规定,且并未明确规定应收账款的实现机制,这也因此成为了潜藏于司法判决中没有被证实的问题。对此,关于前者学界学者有通知生效主义、通知对抗主义以及登记生效主义的争论,有关于后者理论界有直接收取以及“折价、拍卖、变卖”方式之争。本文发现我国学者大多是以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对于司法实务中的问题缺乏实证研究,无法全面反映和解决实务中所面临真实问题。因此,本文针对其现实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争议,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作为文章的开篇是问题的提出,本文从经典案例——富滇银行应收账款质押案出发①,探讨案例中所反映的法院在遇到此纠纷时所际遇的实务问题。其次,探究应收账款质押通知效力问题和实现机制的问题,需回归于立法,对于应收账款质押进行法教义学上的细致论证。在立法规定模糊的情况下,法律的解释也存在着多种可能。本文第二部分对立法上应收账款质押进行法解释学的论证。我国物权法中并未提及应收账款质押的含义,仅以中国人民银行令的方式对应收账款及质押标的范围进行解释及限定。因此,对于应收账款及应收账款质押在立法上的界定,可以通过立法解释的方法以及比较法的研究方法来完成。再次,本文的第三部分是进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效力问题和实现机制的问题探讨。主要分为三个层次进行阐述:第一层次为检验富滇银行应收账款质押案中所提及的质押通知效力和实现机制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本文对司法案例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和统计后发现,实务中问题多集中于此,且法官的态度莫衷一是;第二层次,正如前文所述,司法行为是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的延伸。而我国关于通知制度并未规定,且关于实现机制并未明确作出规定:物权法中仅表述为权利的质权实现机制还可以适用动产质权的相关规定,但两者相差甚大。由于我国法律对于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及实现机制规定过于粗糙与简单,导致实务中问题大多集中于此,质权人的权利难以保障。但域外法关于应收账款质押不论是通知还是实现机制都较为成熟且具有借鉴意义;第三层次,本文以比较法的视野分析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以期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和现实中实务操作所需要的相关的规范指导与理论。最后,司法裁判的现状对于立法与理论研究已成倒逼之势,在应收账款质押的案件中,法官已经无法漠视通知以及质权人难以实现质权现实问题的存在,对于比较法的考察也正是验证了这一趋势。本文的第四部分从应收账款质押的外延范围界定入手,提升我国应收账款质押制度立法层次;并在此讨论的基础上,主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日本的做法,提出了通知对抗主义的设计,并基于对我国现行制度以及司法实践的考证,构建我国的应收账款质权效力的模型:我国质押通知的法律效力与两大法系立法例均有差异,其实质是登记/通知区分主义:体现为质押登记系质权人与出质人之间担保物权生效、对抗要件,而质押通知则使该担保物权对应收账款债务人产生约束效力①,限定其清偿行为。与此同时为最大限度的保障质权人的利益,我国应尽快与国际先进立法接驳,赋予质权人直接收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