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杨凝式及欧阳修为线索,对五代至宋初的书写进行集中考察,尝试探讨其延续或转变的内在机制以及观念的作用,并以此回应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说”。从杨凝式的成长环境、作品细节及其形象的重构等问题出发,考察在“忠义观”的背景下,杨凝式的接受问题及其与唐末以来书写风气之关系,包括作品的形式与诸多问题的内在关联。唐末丧乱,中原文化几近沦落,而南方及巴蜀地区却延续了盛唐的书写,并以不同形式反馈到宋初。五代发生的变局,在中唐就已经预告,即以“瘦劲”矫正“肥厚”,这一集体自觉意识的出现。后来的“变”,与此不无关系。“变革”不是五代至宋初书写的主体内容,而是多条发展轨迹复杂的交错。宋人对五代的理性批评,促成文艺评价新标准的建立。宋初的君王、士大夫书写都以追踪“盛唐旧法”为理想,但在具体方法上却出现分歧,主观的延续导致客观的转变,这是五代至宋初书写发展进程中重要的内容。自宋太宗致力于重振士风以来,到仁宗时期基本完成转型;书写与士风的变化几乎同步,从宫廷到民间,11世纪中叶集体向颜体靠拢,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转变,也预示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