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我国医学发展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除前后涌现了如巢元方、孙思邈、等著名医学大家外，也先后诞生了如《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重要的医学综合性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整理传承了许多秦汉医学的发展成就，而且也及时总结了当时医学发展的最新进展和认识，包括和域外医学交往的成果，这无疑使得中医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具有博采众家、兼容并取的开放式特点，并为其后中医学的鼎盛发展做出了理论上的储能和实践上的准备。 脾胃病的临床证治基础在秦汉时代基本奠定。在《黄帝内经》、《难经》中对于脾胃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病因学和多种脾胃功能相关性疾病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和阐述。其论生理功能则说脾主运化，胃为水谷之大海，脾胃为仓廪之本，脾藏营、主肌肉、主生血、统血等，脾胃之间为脏腑表里关系，“脾为胃行其津液”等，其论病因则指出脾胃病的发生与饮食、精神、劳倦、气候等相关，并进一步有对脾胃病变寒热虚实的病理学认识，描述了如脾热、脾风、胃风、脾疟、胃疟、肠胃呕、哕等数十种脾胃消化系统疾病及其相关性疾病。在治疗方面也有“脾疸者，口中甘，治之以兰，除陈气也”、“胃不和则卧不安，半夏秣米汤主之”。张仲景确立了以病为纲的六经分治的辩证论治体系，在《金匮要略》中对于脾胃消化系统的一些重要疾病进行了论述，如虚劳、呕哕、下利等，并创制了小建中汤、理中丸等许多重要方剂。同时期的华佗在东汉末年倡导“五脏六腑功能论治”体系，则成为孙思邈创立“脏腑脉论体系”的渊薮。在对隋唐时期脾病的证治特点和成就进行必要的文献研究后，我们认为，试图以脏腑辩证为基础划归各种疾病是隋唐时期疾病证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将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一八纲辩证思维融入脏腑辩证系统之中，是孙思邈对于华佗思想传承中的贡献，根据脏腑功能的各自生理特点来分类疾病，又依照八纲思维来正确认识疾病的病理属性，这样，使得对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疾病病理表象的认识在整个证治过程中得到了统一。为其后来脏腑辩证和八纲辩证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就脾胃病论治而言，“脾脏脉证”和“胃腑脉证”体系的独立出现，使脾胃及其相关性疾病第一次能够在有解剖生理学支持的情况下，按照系统特性进行论治。 应用五行比类方法论于杂病的证治，是隋唐医学发展的第二个特色：即以五行收受和五行生成、五行生克理论来总结整理五脏六腑各个脏器在生理病理上的联系，以这种比类方法论对脾胃功能的再认识促成了脾和胃脉论体系的各自独立性形成，又保持了脾胃脏腑阴阳表里的相互关联性。如脾为“谏议之官”的功能在隋唐时期被进一步发挥：“脾藏者，意之舍。意存忆之志也，为谏议大夫，并四藏之所受。”其功能主要为“主意、藏营、主裹血，温五藏”、“和气于胃”，“脾为脏，主消水谷”等；胃的功能则“主脾”，故说“胃者水谷之腑也，号日仓库守内啬吏”。“胃为府，主盛水谷”。论二者的综合功能，则说：“若脾胃温和，则能消化”。在对脾胃系统疾病的认识中，饮食不周、精神异样、五脏六腑疾病的传变以及四时季节变化等做为引发脾胃疾病的各独立因子被相继提出，并被综合于以脾或胃为纲的脉证论治体系中，使之有别于《金匮要略》之六经论治体系，初步形成了脾胃内伤学说。而脾胃疾病也同样对其它脏器的功能实现有巨大影响，故《千金方·脾脏脉论》说：“脾者土也，敦而福。敦者厚也，万物众色不同，故名日得福者广。万物……皆蒙土恩。”其论胃，则说：“五藏不足调于胃。”《胃腑脉论》引《内经》曰：“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满更虚，气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精气也。”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合理的辩证治疗，在治疗中熟练应用甘补温运，疏理气机、寒下通脏、寒凉泄热、温化寒痰等脾病论治法则，其习惯用药有茯苓、芒硝、大黄、石膏、竹叶、半夏、细辛、白术、厚朴、人参、吴萸、麦芽、神曲等，依证化裁，其中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第三个特点和成就是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在脾胃疾病的证治中。隋唐时期，以药物结合灸炳和(或)微针技术的联合治疗方法被广泛使用，特别是药物与灸炳技术。不仅如此，一些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发明和实践也为隋唐医学增添了光彩。《千金要方》在关于大便秘涩的治疗中，除常规的药物口服治疗外，还常常采取药物灌肠，或经直肠给药(纳药)的方法；在哽噎类疾病的治疗中，还配合一些外科物理方法以解除滞留在喉部的哽噎物。对于一些胃病又常配合微针的方法，《外台秘要》中还有配合导引方法治疗下利的记载。多种治疗方法的联合应用不仅有助于快速缓解症状，缩短病程，而且也反映了隋唐时期“突出整体，重视局部”的以脏腑辩证指导下的“新医疗特点”。以脏腑辩证结合八纲辩证的脾胃病证治思想，以多种技术方法联合应用的治疗特点，以顾护脾胃后天之本为必由之路的养生理念，以发展新药创新时方和其他新技术手段的革新精神是隋唐时期脾胃病证治的特点和成就。其为后世脾胃学说的形成和创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