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明清革鼎之际,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海商武装集团纵横海上,一度成为东亚海域的主导力量。郑成功作为郑氏海商集团的领导者,在隆武二年(1646年)提出的“延平条陈”战略,正是郑成功海洋观的集中体现,不仅成功地打破了古代中国传统的陆地农耕思维,也促动了中国海商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互动,给当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积极影响。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第一,郑成功海洋观形成的背景。有明一代,统治者实行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明清革鼎之际,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海商武装集团纵横海上,一度成为东亚海域的主导力量。郑成功作为郑氏海商集团的领导者,在隆武二年(1646年)提出的“延平条陈”战略,正是郑成功海洋观的集中体现,不仅成功地打破了古代中国传统的陆地农耕思维,也促动了中国海商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互动,给当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积极影响。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第一,郑成功海洋观形成的背景。有明一代,统治者实行的“海禁”政策虽然限制了商人出海贸易,但是在世界海洋经济的大发展之下,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扩对明代海上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民间私人海商集团崛起并参与到了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尤其在福建地区,海洋文化的不断发展使闽人早就具备了远洋航海经商的能力,以郑芝龙为代表的郑氏海商集团在与明政府的斡旋以及与荷兰殖民势力的竞争合作中形成并发展壮大,长期活跃在东亚海域,牢牢地把控着东亚海洋上的制海权和贸易主动权,为郑成功留下了珍贵的海洋基因和海洋财富。第二,郑成功海洋观的内涵及实践。郑成功在隆武二年(1646年)提出的“延平条陈”,集中反映了郑成功海洋观的内涵,他所提出的“通洋裕国”、“船航合攻”、“以商养战”等政治经济军事战略思想,冲破了农耕社会的束缚,从而形成了海权思想和海洋观念,成为东亚海域的主导力量,开创了中国人经略海洋的黄金时代。郑成功控制金门、厦门二岛作为贸易基地,继承了郑芝龙的海商集团,开创了独特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道路,通过建立海、陆五商组织制度、东西洋船队组织,以及实行“牌饷”制度,把贸易范围从国内延伸到日本、东南亚等地区,甚至与西方殖民势力开展商业活动,获取源源不断地贸易利润为郑氏抗清提供了有利的保障。同时郑成功依托通洋之利,建立典型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大力发展郑氏海军力量,与清廷进行控制东南海域控制权的较量,最终夺取金厦二岛和台澎地区作为反清复明和进行海外贸易的基地。第三,郑成功海洋观带来的历史影响。郑成功依海自强、”通洋裕国”、“以商养战”、维护海权等海洋观念对明清时期的民间百姓和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官员的海洋意识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打破了长久以来的陆地农耕思维,对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郑成功收复中国台湾之后,大力开发台湾,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本文通过把郑成功放在17世纪左右世界海洋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探讨,并结合郑成功自身所处于的特殊政治斗争的形势,展现了郑成功高度重视海洋、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对我们今天建设海洋强国有着很大的启示。
其他文献
葛兰西所阐述的“实践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解和阐释。本文首先围绕葛兰西历史主义思想的核心,即人的历史主体地位,来分析他思想的基本内涵。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以“人”为中心的绝对历史主义,创造性的回答了“人是什么?”的问题,揭示了人的本性、人的本质在历史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可能性,致力于拯救人性,解放人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之所以丧失人的本性,其根
近年来,在淡水资源日渐匮乏和用水需求激增背景下,以南非为核心的跨界河流成为水资源冲突的爆发区之一。南非与邻国的跨界河流水冲突最早可追溯至班图社会末期,各王国、族群围绕资源展开的争夺。进入殖民时期,在矿产开发和技术引进的背景下,流域用水需求加大,冲突在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以及殖民者内部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起,南部非洲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主体边界日趋明晰,水权意识逐步觉醒,后殖民时期成为水冲突的集
钢铁企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在我国工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钢铁行业的环境污染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将环境绩效评价纳入到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中不仅有利于企业解决发展新形势下出现的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矛盾,也有利于为利益相关者做出合理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此外,完善的环境绩效评价体系还能鼓励公司及时强化内部环境管理,从而提高环境绩效,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因此,研究钢铁企业的环境
乡土文化是一种治理资源,具有一定的治理功能。全面系统的研究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分析影响乡土文化治理功能发挥的因素,找寻促进乡土文化治理功能发挥的对策建议,对于促进乡村治理有积极意义。云南省剑川县沙溪镇寺登村具有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其乡土文化具有行为规范、社会整合、价值导向、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的治理功能。在寺登村乡村治理实践中,寺登村乡土文化实现了规范村民行为、整合村民力量、助力乡村经济、强化政治认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于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互动性以及隐匿性等特点,公民能够更为直接、便利的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互联网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在为公众提供了更为自由的言论平台的同时也给政府的网络治理带来的更大的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作为目前最重要的社会管理主体,政府要加强对网络舆情的重视,积极处理,提升政府公信力。从近些年来发生的网络舆情事件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对待网络
网络媒介改变了亚文化群体互动场域,促使亚文化群体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圈层化转向。本研究综合了传播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概念,运用民族志、深度访谈、内容分析以及社会统计等方法来研究亚文化群体在网络圈层中的互动关系和结构。通过“圈层表征形式”“圈层分布结构”“圈层形成原因”“圈层维系与发展”几个重要层面,讨论亚文化群体在网络传播中的组织结构关系和圈层互动机制。在第一章,本文认为亚文化在后现代社会出现了网络化
信息技术的日益完善为社会以及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诸多传统产业与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进行了深度融合,金融行业也概莫能外。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业态应运而生,不但代替了银行传统的业务流程,而且为广大投资者带来更为高效的投资渠道。比如支付宝第三方支付平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现金支付渠道,仅仅需要手机“扫一扫”,就完成了付款,改变了人们故有的生活习惯,极大的提升了生活效率。而阿里、腾
托马斯·迈尔是德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杰出的理论家,是当代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和挑战,托马斯·迈尔致力于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并发扬自己的“身份特征”,推动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乃至在世界政治思潮中进一步发展。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起源及其发展,进一步引出托马斯·迈尔的社会民主主义
休谟认为理性是不主动的,开启了对理性作为行动动因的经典怀疑。威廉斯内在理由和外在理由的区分,直接掀起了学界对行动理由驱动力问题的激烈讨论。当代康德主义者需要做出回应,论证理性如何能够作为行动动因。在当代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动机理论的激烈纷争中,科斯嘉德直面了休谟和康德在理性作为行动动因问题上的根本碰撞,负担起了真正的论证任务。科斯嘉德对理性作为行动动因的澄清和论述,推进了当代休谟主义与康德主义动机问
科技社团属于社会组织,其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有不可或缺的功能,为社会治理提供科技类公共服务产品,在推动国家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是科技社团在服务社会尤其是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上的专业化服务水准还存在不足。科技社团当前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是对目前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进行改革,通过从外界环境到内部构成的体系性变革来建设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组织体系,让其持续提升公共产品生产与服务能力,从